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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雪冰:动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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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我们姐妹是爸爸医院里的姊妹花,每周末都参加医院的节目排练,还经常上舞台演歌舞话剧等。我的第一次登台是三岁时和爸爸一起,我唱《刘胡兰》爸爸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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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着文革的一声炮响,摧毁了我上舞台的梦想,也无情的撕碎了我的那颗?岁的童心。歌舞团的团长曾想带走我的,可文革的战火已烧到了我家,美好的一切都将过去了。

  作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爸爸第一个被带上“走资派”的高帽抓进了牢房,随后分管医院人事档案的文秘、才刚刚生产的妈妈也抱着襁褓里的小妹妹一起、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关进了和监狱差不多的牛棚,以至于妹妹到三岁为止没有见过太阳,被称之为“监狱之花”。

  我那时和大我一岁的姐姐一起承担起照顾弟妹和给父母送饭的重任。之所以称之为重任,第一、因为我们还从未进过厨房,父母都是每天的忙于医院里的工作,我们姐弟的事情都是托付给保姆的,我们都不会做饭,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米煮成熟饭。第二、外面的局势非常的严峻,我们的生活来源都被断掉,每天要承受造反派的打砸抢,每次砸过后我们都只能是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作一团(爸爸被抓走之前就有了预感,事先把家里的所有的玻璃窗都用砖头砌起来了,因没有了电源还要节省蜡烛,平时就摸黑了),无能以待。

  记得我们没有水喝,我就和姐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挑起水桶去外面取水,两个弱小的都还在读小学的女孩子,为了减少遇到袭击的可能,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把水桶装满换着挑,一个人负责“打眼儿”,一个用力拼命的担起水桶一路晃晃悠悠的小跑,结果还是会被红卫兵、红小兵们发现,那就会是一顿毒打,砖瓦石块被丢进了水桶里,一切都白费了还不说,我的手骨也被他们用扁担砸劈了,跑出来找我们的小弟弟也被打得满头是包,血流到颈……,就这我们也挺过来了。

  姐姐负责给父母送饭(那时被抓进去也不管饭的),不会做饭的姐姐,好不容易为父母煮了一点儿挂面(这还是好心的邻居,在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后,夜晚悄悄的拿给我们的,当时我们已被迫搬出了医院的家属大院儿),送饭的路很远,煮好的面送到父母那里不用说都凉了也坨了,可还是在途中被扔进去了沙土,本来性格就比较温顺而胆小的姐姐,捧着一盒我们都没舍得吃、却就这么轻易的被弄脏的面,只会流泪,后来也因此而得病。

  相对姐姐我很不怕“事儿”,个子虽比她小,但总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她,为她撑挡飞来的木棍石块儿。一次在造反派们批斗爸爸的大会上,我远远的看到爸爸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三反分子”、用红笔打着叉的名字的牌子,双手被绑在树上,红卫兵们用裤腰带轮换着抽打爸爸那久经百战的身躯(爸爸是1942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跟着刘邓大军抗日后又打了淮海战役,去了抗美援朝,参加了“上甘岭”之仗,负伤专业到地方,带领前身是陆军野战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眼前的惨状真的像电影里看到的匪徒拷问共产党员的情节是一摸一样的,昏过去了还要用冷水浇醒。我实在是不忍目睹了,就在围观的人群后愤怒的高喊“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我不知道这话的真实含义,只是看过《小兵张嘎》模仿而已,结果爸爸的“罪”被加重了,造反派们认定是爸爸唆使的,这事我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

  文革后期母亲和小妹妹被放了出来,妹妹的眼睛被强烈的阳光刺激后,落下了常流泪的毛病。爸爸也被直接遣返到农村“下放了”,家里有了大人,我们有了妈妈,心里也有了主心骨,我们姐妹们也开始被认定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先后加入了红卫兵、共青团。不用上课的年代,我们算是文艺骨干,文革时因为“黑五类”不能上革命的舞台,只能看着同学们欢歌起舞。后来学校里排练样板戏,随着父亲被释放我也被允许参加学校的文艺队了,有幸被选为“小常宝”,和大家一起带戏下乡巡回演出,后来还当上了文艺队的队长,学校的学生会宣传部长,唯一的“三好学生”。

  时光流逝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父母考虑到姐姐的脆弱又有一技之长,还是由我来代替她下去吧。我那时感到很自豪和光荣,二话不说就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背上背包,扛起行李,和一群十几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坐上大卡车,高唱革命歌曲,兴高采烈的奔赴了农村。从此我也有了自己的美称:知青。

  集体户这个名词在当年是才知道的,我来到农村的第一天,兴奋的不能入睡,不知道今后的路是什么样的,来到这里到底要干些什么,甚至从没想过要呆多久。在后来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慢慢的这种激情渐渐的冷却了,地里的农活干也干不完,多的数也数不清:播种(完全都是手工撒籽)、铲地(一条垅长的望不到头)、浇水(虽满身是泥水可算是轻活了)、撒农药(背着药筒浑身都是农药味儿,怎么洗都不会掉的)、间苗(我这时才感到腿长是碍事的)、收割(除了手上有伤连脚上都被割过)、扬场(也叫打场,是最脏的活儿“无孔不入“)、筛沙子(这是最々累腰的农活)、搬砖(不分男女一律每次一手一次提四块)、看地(我高中时因练功翻跟头儿扭坏了脚算照顾)、铡草(最危险的活儿,女生在几层楼高的草垛上负责往下面用木叉子甩草捆)、选种子(这是东北的“猫冬”时期的可以和农民们边干活儿边“聊天”好差事)……。

  1976年1月,我被安排这个月是不用干农活的月(我们集体户是轮番的负责做饭喂猪的),这也是很辛苦的差事,每天要比别人早起晚睡。我早早的就为大家烧好了洗脸水,贴好了“大饼子”,端着煮好的猪饲料站到猪圈棚子上,看着吃的香香的猪仔,好羡慕它们啊!我开始伤感了,举头望着星辰,向着远方那温暖的一处,想着我的未来,思念起父母了。第一次感到了无奈无助,我真得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这真的是我的最后要走的道路吗?我还能有希望回到从前吗?今后我该怎么办呢?浮想联翩,百感交集!突然,天上一缕繁星划过坠落,一种不详的预感:这是听妈妈说过的叫“扫帚星”,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了?我顾不得自己的那些感慨和疑问了,转身翻下猪棚,急忙跑回宿舍打开了收音机: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我高声大喊“同学们都快起来吧,我们的周总理走了”……,那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时的我们还谁也没有预感到呢。

  走上山下乡的路是当时青年人的必踏之途,几乎都不会逃过的。怎么也是这样的人生了,那就安心的正视的面对吧。我那个时候算是知青里的佼佼者、幸运儿了,因为干活儿很卖力,还当上了队里的妇女队长、知青民兵和业余时间里的“孩子头儿“兼大队播音员,集体户里的“人气”女生,还被公社文艺队招去演歌舞剧等。每天的事情开始充实起来了,多忙的日子也让我淡忘了担忧和焦虑。男生们向我投来“爱慕的飞眼儿”,我用玩笑回报(因为我很清醒,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未来,但我也不甘心就这样留在农村里,绝不谈恋爱,哪怕是永不嫁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主动的给我帮助,我以热心感谢!比方说:冬天里一起当班的男生,主动下菜窖取冻菜,我就点上蜡烛为他探“毒气”;他用冰冷的水洗菜,我就边为他压水边摸着他的后背“明天要下雨吧?”,然后我们相互追打,开玩笑也很开心啊!再比如说:雨天不能干农活了,我们就在集体户里打乒乓球,我不会他们又光顾着自己打不教我,那我就坐到乒乓台子的中央给他们捣乱,逼着他们教会了我打球;集体户的户长说我字写得好,要我给他当秘书,我只帮他抄写文件不跟他谈“他事”。还有一次公社演出时我忘了服装,一位男生来回跑了几个小时替我取回演出服;我上台忘记了拿道具,临机应变的把“种子被老地主炒熟了”作为台词来蒙混过关,下台来导演严厉的批评,又是那位男生“维护”了我……。并不是我不识人间香火,时代所迫。

  回想起那时真是有苦有乐,苦中取乐也就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支柱。不过,当年的玩笑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有一次我们学毛选后小息,大家想出来用筷子做游戏,就是闭上眼睛把手里抓的一把筷子,转一圈往土炕上扔一根,比赛看谁扔的多而准,结果一个人一根筷子扔到了主席像上,顿时笑声嘎然停止,大眼儿瞪小眼儿了,谁也不敢再吭声了,接下来的谈学习心得的会上改成了批斗反省会,那个同学虽不是有意的,可一直都是为此而抬不起头来。有谁还敢再这么“放肆”呐?那个连喘气都要谨慎的时代,当今的孩子们怎么能够理解呢?说给下一辈听其反应是:谁让你们生在那个年代了……?还记得有一次大队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一起吃忆苦思甜饭,玉米粥里还有几片绿色的菜叶,一个同学“过去的人比我们集体户吃得好哇”一句刚出口,就被抓住了把柄,写检查开批斗会……,好可怕呀!

  我们的农村生活不但锤炼了身体也锻炼了胆量,好事做了坏事也干了不少。每天的“大饼子”、“糊涂粥”单调的饮食,自己种的蔬菜自己没的吃,都要送到城市里换钱买我们的口粮,也就是说:我们种的庄稼是交公粮的,自己吃的要自己买。冬天里一口高人一头的大缸里,淹的是我们要吃一冬的咸菜,我们的“大饼子”是用这口缸里的冻咸菜来就着吃的。女生够不到缸底儿(缸太大淹不够那么多的咸菜),只好踩在板凳上拿着斧头去一点点的敲,一不小心一头会栽到缸里的,外面的等着捡碎菜块儿的一伙儿会笑的前仰后合的,苦中作乐。吃了咸菜就口渴,白天去地里干活儿,一垅铲不到头就要跑去几次找水喝,还不敢跟社员们说吃咸菜了,就吹嘘说“今天的饺子馅儿咸了”。我们的卫生环境也很差,有时碗里会吃出苍蝇来的,恶心之后的台词是:不愿意吃肉就挑出来“,然后一笑了之。总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蛋,有时也敢偷鸡摸狗干坏事的。偷着拔老乡家菜地里的大葱,队里的蔬菜收获时就成了“掠道驴”,摘什么偷吃什么,只要队长或主任看不见就往嘴里塞。一次集体户的男生偷杀了社员家的一条狗,让女生给煮了大家一起吃,还不许女生揭发,说“谁说了就没的吃”。自己养的猪过年了宰了拿到城里去卖,发现了“痘”也昧着良心的干啦。为了冬天取暖,翻过几米高的围墙去偷社办工厂的沥青“油漆”来烧火。这是我有生以来学到的最不道德的事,虽然没有亲自干,但苟同也同罪。

  谁也没曾想到邓小平他老人家会重返政治舞台,谁也不知道会有粉碎“四人帮”,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大好事。77年我们太幸运了!一听小道消息说可能会有考大学的事儿了,我就请假回城自习了。当时是和已在地区文工团里拉首席小提琴的姐姐一起复习准备高考的,我们是亲姐妹,但性格完全的相反。我是属于坐不住板凳,全靠灵感和理解快(做不出的题目睡一觉会在梦里解题的),什么事都是三天新鲜的“短气”的一类;而姐姐是肯下苦功,记忆扎实的类型的。多年没看书本了,一时还收不回心来,学一会儿就去找几年没见的朋友出去看那让人心痒的电影了,而姐姐就会一直的坐在桌子前读书学习,晚上我早早就累了,姐姐会学到天亮的,我一觉醒来看她还在用功,就笑她不知疲倦。还记得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和姐妹一起探讨了一个问题,我跟她押宝说“这个公式很重要,一定要记住的!”,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里还真的出现了,我当然是迎刃而解了,想姐姐也一定能够答上这道题的。回来后问她“没答上”,我问“为什么呀?昨晚不是提醒过了吗?”,姐姐因为开始了恋爱,没心思再考学了,我一个人复习了一个月就闯关了。

  接到大学的入取通知书那天,我很高兴更庆幸: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再也不想回去的农村了,我承认自己不够革命,从没想过要干一辈子农活儿,当一辈子农民的。所以家人和朋友都反对我去延边学机械时(我也不是志愿的,据讲当年的高考非常的混乱,最后干脆就是把过了分数线的考试合格同学的档案袋往各个招生大学的框子里投了。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大学优先录取,我的分数算是高的,就先一步被延边的大学选去了,进了学机械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后来听负责招生的爸爸说:其实他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不能为自己的子女而不谋私利“不开后门”,根本没有管我的去向问题,随招生办怎么处理),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离开农村,什么都认了。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理解国家管理和分配等还不够完善,能有幸走出农田迈进校门已经是万幸了,感谢共产党!感激邓小平!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要万分的珍惜,加倍的努力!(所以后来虽同时考上了延边电视台的播音员,可我还是选择了去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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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械的女生比例很低,全部九名女生里,三分之二以上是少数民族:有五人是当地的朝鲜族女生,一位是满族的,还有一位来自内蒙,我们汉族的女生反倒成了少数的了。)借此也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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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是很长,但它似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经历,将永生难忘!
2017-11-6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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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10:19 | 那三届 | Commen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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