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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77,78,79:顾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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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华人圈里,有一个77,78,79级的大微信群《那三届》。 在这个群里,按入学年份,我是小字辈。但得知将要废除工农兵推荐,以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恢复高考这一消息的,比我早的人不多。
  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10月,华国锋主席粉碎“四人帮”。为了解决知青问题,有关部门对“地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调整:上山下乡的地方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顶替父母返城工作。这让地方的知识青年欢呼雀跃,看到了回城的希望。可是,同样下乡的部队子女怎么办?部队子女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时,军委有的领导提出:地方上可以接班,部队的孩子也可以当兵嘛,部队的问题自己解决。于是,很快出现了“内部招兵”的高潮。
  当时“内招兵”范围较大,为顾及社会影响,行动并没有完全公开。原则是一家走一个。新兵走时,不像正式征兵,没有敲锣打鼓,不带大红花,低调,悄悄地进入部队。还出现深夜翻墙,穿着不合体的军装,等待汽车或火车悄悄进入部队的事情。有的是部队集体行为,还有的是系统内部相互安排,也叫换兵。大部分是部队子弟,也有的是地方托关系、首长写条子入伍的。一时间,全军上下,四面八方涌进军营,是名副其实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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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送我当小兵
  很快,“内招兵”就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尤其是地方负责知青的部门反映最为强烈。告状信像雪片般地飞向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华国锋知道此事后,拍案大怒,这不是公然破坏毛主席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吗?于是提笔批示:“此风不可长!”。但是,当时部队的军头们没把华主席放在眼里。部队的领导层层 敷衍不办,他们认为:“凭什么我们枪林弹雨革命了一辈子,还要让孩子们当农民,去上山下乡?”于是,华国锋批下去,没照办。再批,又没有落实,一共批了九次。据说有的领导还装傻,把“此风不可长(zhang)”,领会为 “此风不可长(chang)”,抓紧时间办吧,过期无效了。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6年底,离开了初中3年级的课堂,来到浙江胡州赵湾第一集团军军直通信连。赵湾是浙苏皖三省交界,冬天异常寒冷。当时一军刚从河南换防来浙江,长江以北算北方部队,河南来的干部和老兵都有棉大衣,而我们新兵,在浙江,长江以南按南方部队供给,没有棉大衣,晚上只有稻草垫和薄被子,天天冻得无法入睡。伙食也是北方口味,以面食为主,3餐基本是馒头和面汤,馒头大得吓人。冬季的赵湾大雪严寒,因地处三省交通枢纽,时有地方大货车翻车事故发生,我们日常工作是队列训练和搬运翻倒的车辆。残酷的生活现实,让不到15岁的我,有点扛不住了。忽然有一天,几位上级首长把我们内招小兵集合起来,希望我们响应中央领导的号召,退伍,回学校重新读书。事后才知道,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丁盛,因为71年紧跟林彪,后应检讨深刻,勉强过关。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来南京后,又紧跟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后,深感这回在劫难逃,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丁盛得知华国锋关于内招兵的批示后,认为立功的机会到了,要求南京军区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带头把小兵退回。
  北京的黄帅和我是同一个学年,她1972年反潮流,反师道尊严,使得老师不敢好好教学,学生偏离学习轨道。向她学习,我也反了一次潮流。当时知青回城工作,当兵是潮流。我稀里糊涂,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从湖州一军通信连退伍,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打着背包,回到南京。恢复户口,恢复学籍,1977年2月寒假过后,重新回到了南京市34中学的课堂,也算反了次潮流。
  学校把我们这些回来的后门兵当成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当时为保密,走时军区和校方招呼都没打一声。虽然身在学校,我满脑子里还是部队的生活,以及那些没有和我一起回南京,留在部队的小伙伴,根本没有心思学习,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
  记得是77年九月,家父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一年一度的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这次会议可能是历史上最长的分社社长会议。会议期间,华主席,邓小平等几乎当时的所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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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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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期间,爸爸得知邓小平指示新华社和教育部向中央起草一份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爸爸很兴奋,马上给我妈妈,我大哥(在黑龙江戍边部队)写信,特别鼓励我要认认真真读完高中。记得爸爸信中说:读完高中,打好学习的基础很重要。今后上大学,提干都要严格考试,不读完高中,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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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当时中学教育的沉睡局面,给学校带来了生机。各校工作的重点都迅速转到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上。快慢班分班教学,调动了老师教学和尖子生学习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两级分化,慢班的课堂,就像茶馆,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打闹。
  我过去爱玩爱打球,本来学习基础就不好,因为当小兵,又耽误了学习。学校开始分班,复习迎考时,我因基础差,分班考试结果,只能进慢班,敬称文科班。妈妈看在眼里,为我着急。当时社会上新闻纸奇缺,各校为印复习资料和模拟考卷急需纸张。妈妈是市物资系统的秘书科长,大权在握,给我们学校调配了充足的纸张。同时希望学校能照顾我进快班,但被年级组长拒绝了。
  但也正是这个分班结果,年级组长的拒绝,让我觉醒振奋了起来。不和别人比,和自己较劲,跟自己比,认真抓紧每一天!
  妈妈从别处打听到,南京工学院面向社会考生的高考补习班非常好,但听课证一证难求。妈妈就主动和南工联系,用纸张为我和单位的其他迎考的子女换来了听课证。
  爸爸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很好,把这套丛书读懂了,考大学没问题。但要搞一整套,很难。爸爸马上委托老领导,上海解放日报第一副总编栾保俊伯伯,给我解决了一套。
  爸爸妈妈的朋友也以各种方式,纷纷升出援助之手,有的还把文革前的高中教材送给我。在浙江重点高中当教务主任的岳母,也不定期地给我们寄复习资料。.
  八方的支援和爸爸妈妈的期待,给了我无尽的力量。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天,每周,每月的自学计划,不受其他班同学的影响,不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和自己较劲。这也成为我以后独特的奋发进取方式。到了78年高二,我已把《数理化自学丛书》学完,感觉可以基本听懂补习班老师的课了。期间,一些快班的同学跳级参加高考,超过重点分数线的可以被录取。我们这一届有近十位同学跳级被北大,浙大,南工录取。我每天复习到凌晨2-3点钟,白天在学校边听课边打瞌睡。傍晚,骑着自行车,来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是我最愉快的时光。看着佩戴着校徽,在月光下步履匆匆,上晚自习的大学生,羡慕之心油然而生,明年我也一定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走进宽敞通明的阶梯教室,身临周围如饥似渴专心复习迎考的大哥哥大姐姐之中,才知道什么叫一寸光阴,一寸金。
  当时我们家后面的小楼,住了位著名作家任斌武,著有长篇小说《浪淘天涯》、《没有消逝的梦》,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有个雅戈尔》,短篇小说集《红山人》、《猎手的歌》、《女儿寨》等。特别是文革前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文革后的报告文学《无声的浩歌》,几乎是家喻户晓。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越南等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有的选入高校和中学教课书。他太太睡眠不好,看我每天挑灯夜战,心疼我,总是来敲我的窗户,让我早点休息。时光飞逝,复习迎考的时光,紧张而充实,一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我的高考进入冲刺阶段了。77年是各省出题,79年是第2次教育部全国统一命题。临近考试前,我已经可以把历年的考题理解吃透,每天的题海战术我百做不厌,信心倍增。爸爸为我研究了历年作文考题,为我准备了3种命题的应对方法。
  1979年7月7日终于来到了。爸爸妈妈事先给我创造了轻松愉快的环境,爸爸笑呵呵地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可以,即使考失败,我送你当兵,考军校。
  考场设在南京54中。考试前一天,7月6号下午3点,由老师带领我们34中考生,到54中熟悉考场。我怕骑错路,特意又多骑了个来回。7月火炉南京,骄阳似火,考场的黑板上写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尽管每个教室前方都放了降温的大冰块,但浴室般的高温和紧张的空气,使大部分考生无法进入状态。我亲眼见到我校一名女生尖子,还没开考,就虚脱呕吐,结果落榜。我的目标就是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压力不大,对号入座,监考老师验明正身后,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就进入平常状态了。第一门是语文,我的强项,而且作文命题也在爸爸的准备予案内,发挥的很顺利。交卷离开考场后,我就飞车骑到机关食堂,爸爸已把可口的饭菜准备好,按照事先的约定,谁也不许打听我的考试情况。我吃完饭,马上回家睡了近半小时的午觉,然后清理了一下下午物理考试的思路。又顶着烈日,奔赴考场。就这样,3天,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六门课,我越考越有信心。渐渐进入了自己最好状态。
  高考结束后,爸爸到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特意也把我带上,让我放松放松。从上海回宁不久,一天下午,数学老师王玉高兴地来到我家,通知我,考得不错,是慢班唯一个考上理科本科的,323分,后来知道比黄帅还高3分,黄帅是320分。当时江苏省全国理科重点分数线是300分。
  1979年尽管已是全国统考,但填志愿的方式,五花八门,各省不一。有三种方式:考前填写。考后估分填写和考后知分填写。江苏当年是考后估分填写。
  现在的学生起码都知道自己不喜欢干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只要能上大学,能学到东西,干啥专业都行。所以,我的志愿专业是:电子工程,水利大坝,航空机械,精密仪器,医学。跨度相当大。最后学了电子工程的雷达专业。
  79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子女中,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差一点剃光头。当时干部部调配处长,后仼兰州军区政委的李长才上将,在一次聚会上,遇到我大哥,还提起相关往事。
  就这样,我们顾家4兄弟,由在沈阳军区戍边第一线的大哥率先投入了迎考,然后二哥从工厂,到81年弟弟以最高分考入南京工学院,结束了顾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难忘征程。顾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在校大学生儿子的故事,当时在军区大院,新华总社,解放军报流传数年。发小,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青影厂付厂长姚晓峰数年前在日本与我相聚时,曾说:你们4兄弟的高考,像面旗帜,促发激励过我们大院子弟。
  40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高考和其他公平合理人才制度,就没有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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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和四个在校大学生

编辑:李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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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8-13 13:15 | 那三届 | Commen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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