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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テゴリ:那三届( 47 )

贝龙等那三届:40年奔跑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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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奔跑不停留

看着你的脸,
牵着你的手,
四十年前的往事
又在心头。

自从那一天,
我们走进大学门,
天之骄子往前冲,
酸甜苦辣写春秋!

四十年,
我们青春不再依旧,
四十年,
我们无怨无悔地追求,
四十年,
我们胸中自有美梦,
四十年,
我们向着理想、向着未来,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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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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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版


贝龙曲,贝龙等那三届词,于小淼植谱,李扩建编辑。2017-12-8 14:53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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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5 07:09 | 那三届 | Comments(0)

谢思敏:回忆四十年前高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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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思敏:回忆四十年前高考往事
(北京大学1977级法律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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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场全国高考距今已经40年了。作为那场高考的亲历者,在此时回忆起40年前改变了自己以及当时整整一代青年人命运的那场高考的种种往事,我仍然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1974年底,我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了。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升学无望,留城工作受限制,我只能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去农村插队当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可以选择投亲靠友,这样我就到了大舅家所在的长沙市郊区东屯渡公社友谊大队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种菜的知青。乡下的劳动是辛苦的,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精神生活更加单调、乏味,既没有可读之书,也缺少可以神侃聊天的朋友。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农活中,把自己原来瘦弱的身板锻炼得粗壮结实起来。到了1976年底,我下乡插队已满两年,可以被招工回城了。我当年通过严格的政审,加上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长沙市公安局录取了。经过一个月短期培训,我被分配到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上了一名户籍民警(实习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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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刚满20岁,能当上民警还是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的。首先,能成为公安机关的一员,说明自己政治上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其次,工资待遇还不错,一年实习期内是每月32元(转正后每月38元),还有制服、皮鞋等生活用品是定期免费发放的,穿上制服在同学、朋友圈里转一转蛮神气的。但是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我要负责专门划定的管区治安,要熟悉民情,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居委会联防巡逻。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叫“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派出所民警除了正常上班作息外,每天晚上及节假日还要按照预定部署轮流值班。我当时仗着年轻力壮,工作中全力投入,认真学习各项公安业务,也不觉得苦和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在1977年10月22日这一天被打破了。我从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以及派出所订阅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中得悉,中央决定从1977年起改变高校招生制度,恢复被“文革”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本次高考将根据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此时,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的求知欲和想上大学继续求学的渴望被唤醒了!我要参加高考!我要考上大学!这种念头不可抑制的浮上了心头。我暗自开始了高考复习,翻出尘封已久的高中课本,四处搜集补习、复习参考资料,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复习,只觉得能够用来复习的时间太少、太短,“光阴一刻值千金”啊!

  这样复习了一个月左右,当我准备办理高考报名手续时,却意外的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的工作单位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不同意我报名参加高考!我赶紧跑到分局,找到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舒教导员,向她表明我想参加高考的强烈愿望,希望她能理解和支持我。舒教导员听我说完后,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小谢,你想参加高考的心情我个人表示理解,但是我们公安局要进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要严格审查,过许多关才能招一个人。上大学是好事,但那是政府给那些还没有工作着落的人的机会。你已经参加公安工作了,就要安心公安工作。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要当好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舒教导员的这番话我也无法反驳,只好先退下了。当然我也没有死心,回过头来去翻阅报纸上登载的《招生简章》,惊喜的发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在湖南招生的信息。我一下子找到了参加高考的个人理由,转身又去找到舒教导员,向她恳求道,我决定参加高考就报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这个志愿。如果我考上了,我所学的政法专业与我从事的公安工作是对口的,学成之后可以回到公安机关,这符合当时“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的政策规定;如果我考不上,我就死了这条心,一定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您只当是给我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我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舒教导员看到我这么说,就没有再说什么话了,实际上她对我网开一面,默许我去报名了,我对舒教导员的开明心存感激。这样我就在派出所所在地的浏阳河路办事处与其他待业青年一起报了名,领到了《准考证》。

  报名关过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原来准备报考理工科,所以前一个来月复习的都是数理化知识,对文科的资料基本没有看,更没有复习。现在因为要改报考文科,而距离开考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我真是手足无措了。但我也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复习准备之中,派出所的其他同事看到我忙,也主动为我排忧解难,把我的值班都抢过去,尽量为我挤出复习时间。战友的情谊令我十分感动,终身难忘。

  1977年12月开考的那一天,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一起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考场。尘封了十年的大学之门向我们重新开启,此刻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但我们已顾不上抚平自己的心绪,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思考和答题上了。当年的考试分两天进行,一共考了四门课,第一天是语文、数学,第二天是政治、史地(考理工科的是理化)。外语只有报考了外语专业的考生择日另行安排考试。整个考试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利的答完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年参加那场高考的考生许多都是在农村插队或者在城里待业的青年人,没有工作,对高考结果的期待值高,心里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我已经参加工作了,高考对我只是另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没有非考上不可的压力,考前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心情比较放松,临考状况良好。

  2.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考卷则由各省自主命题。正式开考前,湖南省在株洲市搞过一次预考。我想办法拿到了株洲预考的答卷,有针对性的作了一些准备(通俗点说就是“猜题”)。比如预考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猜想作文题会是抒情散文类,结果正式考卷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再比如预考史地卷的地理题中有中东地区相关地理知识,我就重点看了地中海地区的相关地理知识,打开正式考卷时,还果然就有!等等。

  3.我从理工科改报考文科虽有不得已,但事后看来也是一步歪打正着的妙棋。因为当年高考是突然公布的消息,复习时间短,大家准备都不足,主要是凭各自的文化底子考的。一般说来,文科考生数学成绩不太理想,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是要拉下分来的。而我读高中时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没有明显偏科,这次复习前期重点也是数学,所以我的数学卷答得顺利,预估成绩在90分以上,这样在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成绩是加分的。我后来自我总结,如果当年我考理科,反而强手如云,倒不一定能够考上北大了。

  高考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也放下了这桩心事,又回到了往日忙碌的工作之中。1977年底我如期转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民警。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区巡查时接到派出所通知,让我立刻回所。刚回到所里,只见一个同事手举着一个封面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大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让我赶快买喜糖请客。我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于1978年2月27/28日到北京大学报到,1978年3月1日开学。刹那间,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全身,我的高考之梦圆了!我要上北大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要改变了!有首唐诗描绘人生的美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此时此刻体会到的,不就是这样的人生美景吗?

  1977年的高考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低录取率,全国570万名考生中只录取了27.5万名大学生,录取率为4.8%。北京大学在湖南省只录取了几十名,其中法律系录取了两名,在长沙市录取了我,在岳阳地区的汨罗县录取了姜明安。以后得知姜明安比我更不容易,他早年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之后才当上了民办教师。他在1977年高考中一边教学生复习,一边抽空自己复习,最后幸运的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因为北大法律系在湖南省招生的学生档案送回学校早,所以在编制新生学号时,把我列为“7715001”,把姜明安列为“7715002” ,我们俩成为了北大法律系1977级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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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短暂的准备,1978年2月26日我告别了父母弟妹和其他亲人,告别了浏阳河路派出所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也告别了家乡长沙,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启程踏上2次特快列车从长沙向首都北京进发。经过一整天的车马劳顿,2月27日下午抵达了北京火车站,一出站就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站。在等待北大派出的专车接站时,我遇到了同乘这趟列车来报到的湖南老乡、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彭波同学。我们一起聊着自己的高考经历,一同憧憬着未来在北大求学的新生活,彼此之间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我们又坐同一辆车进了北大的校门,更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此是后话,哈哈)。

  在北大新生报到处办完入学手续,提取托运行李后,我来到了位于三角地东侧的19楼学生宿舍。打开房门迎接我到来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显黝黑,目光如炬的同学。我们握手互致问候后,他自我介绍道,他是从安徽省凤阳县考上来的李克强,原来是插队知青,家在合肥市。因为宿舍比较小,只有两张上下铺的床,要住四个人。其中一个下铺已经由一位北京籍的徐友军先占了,另一个下铺是李克强自己占了,所以我就选择了李克强的上铺。我们在19楼只住了一年,以后就搬到了37楼,一直住到1982年1月毕业。这个期间我和李克强的上下铺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1978年3月1日,我们北京大学1977级的全体同学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是我们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从“文革”十年浩劫的废墟中走来,经过漫长岁月风尘洗礼之后,一同走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走进了科学知识的殿堂!在随后举行的法律系师生见面会上,我们见到了未来要指导我们学业的各位师长,他们中间有陈守一、肖蔚云、孙国华、张国华、沈宗灵、芮沐、王铁崖、龚祥瑞、魏振瀛、杨春洗、杨敦先、朱启超、刘升平、饶鑫贤、蒲坚、刘家声等,均是我国法学界的大咖。会上,系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攻读绝密专业的同学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条件高于其他专业。而政法专业之所以被列为绝密专业,主要考虑到我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大部分是公检法司及国安等国家强力机构。当时我们听了赵老师的介绍后,对自己能够得到祖国的高度信任油然生出一种神圣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以后我从其他渠道得知,北大技术物理系因当年要从汉中分校迁回北大本部,1977级没有招生。因此在北大1977级全体新生中,只有我们法律系的83名同学是属于攻读绝密专业的。

  在北大法律系学习的4年是改变我们一生的4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是我们的人生导师。由于篇幅关系,我在此仅回忆与我有忘年之交甚至可以说有父子之谊的陈力新老师的若干往事。陈力新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做过李达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秘书。1949年解放前夕,他曾受组织委派,护送李达先生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离开长沙南下取道香港,再辗转北上到哈尔滨,到北京出席开国前新政协会议。但在“文革”中,陈力新老师的这段经历却被当成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陈力新老师为我们讲授国际私法课程,他对学生既谆谆教诲,又严格要求,其教学水平很高,深受学生敬重。因为我和陈老师是同乡,我经常去陈老师家中请教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闲时也陪陈老师聊聊天,有时陈老师也留我品尝他女儿陈利平大姐做的湖南家乡菜(对我而言就是打牙祭),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陈力新老师指导下,我开始对学习私法(通俗地讲就是民商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1981年夏季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陈力新老师得知我同时想报考攻读私法课程的出国留学研究生,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推荐我去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名下的硕士研究生。在我利用暑假去武大了解研究生考试情况时,陈力新老师既叮嘱我若干注意事项,又细心的为我写了两份介绍信,一份写给韩德培教授,介绍我的情况;另一份则写给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武大法律系任教的赵祥云老师,托付赵老师照顾我在武大期间的生活。赵老师见信后,马上让我直接住在他家,方便我在武大活动。那个时期的师生关系,真是亲如一家人啊!陈力新老师一生甘于清贫、清静的教师生活,并于1987年因病去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已远赴日本神户大学留学,未能亲自送别恩师,但我会永远铭记、感谢恩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我此后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被国家教委选拔为出国留学研究生。有关这方面情况,我在《那三届》这本文集中写了一篇短文《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在此不再复述。我只想补充一点当年国家教委选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背景资料。1981年夏季全国研究生考试以1977级应届毕业生(预定于1982年1月毕业)为考生的主体,一共录取了9,363名硕士研究生。国家教委从中选拔了900多名(占已录取硕士研究生的约10%),经过短期语言培训后,于1982年陆续以公费留学生名义派往北美(约500名)、日本(149名)和欧洲等地攻读硕士以上学位。这是当年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次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是继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学童、民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举办清华学堂,选拔官费留学生赴欧美留学、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之后最大规模的、有计划、有部署的公派留学。它对当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人才培养政策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作为中国政府这一大胆而坚定的决策的直接受益者,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人民的信赖和重托,也做好了时刻听从祖国召唤的准备。1988年10月6日我从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获得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即启程回国,开始了我报效祖国的征途。

  回顾40年前的那场高考,作为亲历者我是十分幸运的:我是570万名考生中被录取的27.5万名77级大学生之一;我是1981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中被录取的9,363名硕士研究生之一;我是900余名首期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之一。人生的际遇中,一个普通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夫复何求?当然,幸运的机遇也同时意味着你必须有比别人强烈的多的求知欲,比别人更多的付出、努力,比别人更刻苦、更顽强的拼搏!试问:“人生能有几回搏?”

  40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以及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古老中国这艘巨轮的历史航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得益于那场高考所做的人才储备和那场高考为中国青年人所树立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40年前的那场高考。2017年11月8日于长沙。
2017-11-14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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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10:23 | 那三届 | Comments(0)

石雪冰:动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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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我们姐妹是爸爸医院里的姊妹花,每周末都参加医院的节目排练,还经常上舞台演歌舞话剧等。我的第一次登台是三岁时和爸爸一起,我唱《刘胡兰》爸爸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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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着文革的一声炮响,摧毁了我上舞台的梦想,也无情的撕碎了我的那颗?岁的童心。歌舞团的团长曾想带走我的,可文革的战火已烧到了我家,美好的一切都将过去了。

  作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爸爸第一个被带上“走资派”的高帽抓进了牢房,随后分管医院人事档案的文秘、才刚刚生产的妈妈也抱着襁褓里的小妹妹一起、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关进了和监狱差不多的牛棚,以至于妹妹到三岁为止没有见过太阳,被称之为“监狱之花”。

  我那时和大我一岁的姐姐一起承担起照顾弟妹和给父母送饭的重任。之所以称之为重任,第一、因为我们还从未进过厨房,父母都是每天的忙于医院里的工作,我们姐弟的事情都是托付给保姆的,我们都不会做饭,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米煮成熟饭。第二、外面的局势非常的严峻,我们的生活来源都被断掉,每天要承受造反派的打砸抢,每次砸过后我们都只能是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作一团(爸爸被抓走之前就有了预感,事先把家里的所有的玻璃窗都用砖头砌起来了,因没有了电源还要节省蜡烛,平时就摸黑了),无能以待。

  记得我们没有水喝,我就和姐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挑起水桶去外面取水,两个弱小的都还在读小学的女孩子,为了减少遇到袭击的可能,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把水桶装满换着挑,一个人负责“打眼儿”,一个用力拼命的担起水桶一路晃晃悠悠的小跑,结果还是会被红卫兵、红小兵们发现,那就会是一顿毒打,砖瓦石块被丢进了水桶里,一切都白费了还不说,我的手骨也被他们用扁担砸劈了,跑出来找我们的小弟弟也被打得满头是包,血流到颈……,就这我们也挺过来了。

  姐姐负责给父母送饭(那时被抓进去也不管饭的),不会做饭的姐姐,好不容易为父母煮了一点儿挂面(这还是好心的邻居,在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后,夜晚悄悄的拿给我们的,当时我们已被迫搬出了医院的家属大院儿),送饭的路很远,煮好的面送到父母那里不用说都凉了也坨了,可还是在途中被扔进去了沙土,本来性格就比较温顺而胆小的姐姐,捧着一盒我们都没舍得吃、却就这么轻易的被弄脏的面,只会流泪,后来也因此而得病。

  相对姐姐我很不怕“事儿”,个子虽比她小,但总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她,为她撑挡飞来的木棍石块儿。一次在造反派们批斗爸爸的大会上,我远远的看到爸爸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三反分子”、用红笔打着叉的名字的牌子,双手被绑在树上,红卫兵们用裤腰带轮换着抽打爸爸那久经百战的身躯(爸爸是1942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跟着刘邓大军抗日后又打了淮海战役,去了抗美援朝,参加了“上甘岭”之仗,负伤专业到地方,带领前身是陆军野战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眼前的惨状真的像电影里看到的匪徒拷问共产党员的情节是一摸一样的,昏过去了还要用冷水浇醒。我实在是不忍目睹了,就在围观的人群后愤怒的高喊“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我不知道这话的真实含义,只是看过《小兵张嘎》模仿而已,结果爸爸的“罪”被加重了,造反派们认定是爸爸唆使的,这事我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

  文革后期母亲和小妹妹被放了出来,妹妹的眼睛被强烈的阳光刺激后,落下了常流泪的毛病。爸爸也被直接遣返到农村“下放了”,家里有了大人,我们有了妈妈,心里也有了主心骨,我们姐妹们也开始被认定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先后加入了红卫兵、共青团。不用上课的年代,我们算是文艺骨干,文革时因为“黑五类”不能上革命的舞台,只能看着同学们欢歌起舞。后来学校里排练样板戏,随着父亲被释放我也被允许参加学校的文艺队了,有幸被选为“小常宝”,和大家一起带戏下乡巡回演出,后来还当上了文艺队的队长,学校的学生会宣传部长,唯一的“三好学生”。

  时光流逝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父母考虑到姐姐的脆弱又有一技之长,还是由我来代替她下去吧。我那时感到很自豪和光荣,二话不说就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背上背包,扛起行李,和一群十几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坐上大卡车,高唱革命歌曲,兴高采烈的奔赴了农村。从此我也有了自己的美称:知青。

  集体户这个名词在当年是才知道的,我来到农村的第一天,兴奋的不能入睡,不知道今后的路是什么样的,来到这里到底要干些什么,甚至从没想过要呆多久。在后来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慢慢的这种激情渐渐的冷却了,地里的农活干也干不完,多的数也数不清:播种(完全都是手工撒籽)、铲地(一条垅长的望不到头)、浇水(虽满身是泥水可算是轻活了)、撒农药(背着药筒浑身都是农药味儿,怎么洗都不会掉的)、间苗(我这时才感到腿长是碍事的)、收割(除了手上有伤连脚上都被割过)、扬场(也叫打场,是最脏的活儿“无孔不入“)、筛沙子(这是最々累腰的农活)、搬砖(不分男女一律每次一手一次提四块)、看地(我高中时因练功翻跟头儿扭坏了脚算照顾)、铡草(最危险的活儿,女生在几层楼高的草垛上负责往下面用木叉子甩草捆)、选种子(这是东北的“猫冬”时期的可以和农民们边干活儿边“聊天”好差事)……。

  1976年1月,我被安排这个月是不用干农活的月(我们集体户是轮番的负责做饭喂猪的),这也是很辛苦的差事,每天要比别人早起晚睡。我早早的就为大家烧好了洗脸水,贴好了“大饼子”,端着煮好的猪饲料站到猪圈棚子上,看着吃的香香的猪仔,好羡慕它们啊!我开始伤感了,举头望着星辰,向着远方那温暖的一处,想着我的未来,思念起父母了。第一次感到了无奈无助,我真得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这真的是我的最后要走的道路吗?我还能有希望回到从前吗?今后我该怎么办呢?浮想联翩,百感交集!突然,天上一缕繁星划过坠落,一种不详的预感:这是听妈妈说过的叫“扫帚星”,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了?我顾不得自己的那些感慨和疑问了,转身翻下猪棚,急忙跑回宿舍打开了收音机: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我高声大喊“同学们都快起来吧,我们的周总理走了”……,那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时的我们还谁也没有预感到呢。

  走上山下乡的路是当时青年人的必踏之途,几乎都不会逃过的。怎么也是这样的人生了,那就安心的正视的面对吧。我那个时候算是知青里的佼佼者、幸运儿了,因为干活儿很卖力,还当上了队里的妇女队长、知青民兵和业余时间里的“孩子头儿“兼大队播音员,集体户里的“人气”女生,还被公社文艺队招去演歌舞剧等。每天的事情开始充实起来了,多忙的日子也让我淡忘了担忧和焦虑。男生们向我投来“爱慕的飞眼儿”,我用玩笑回报(因为我很清醒,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未来,但我也不甘心就这样留在农村里,绝不谈恋爱,哪怕是永不嫁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主动的给我帮助,我以热心感谢!比方说:冬天里一起当班的男生,主动下菜窖取冻菜,我就点上蜡烛为他探“毒气”;他用冰冷的水洗菜,我就边为他压水边摸着他的后背“明天要下雨吧?”,然后我们相互追打,开玩笑也很开心啊!再比如说:雨天不能干农活了,我们就在集体户里打乒乓球,我不会他们又光顾着自己打不教我,那我就坐到乒乓台子的中央给他们捣乱,逼着他们教会了我打球;集体户的户长说我字写得好,要我给他当秘书,我只帮他抄写文件不跟他谈“他事”。还有一次公社演出时我忘了服装,一位男生来回跑了几个小时替我取回演出服;我上台忘记了拿道具,临机应变的把“种子被老地主炒熟了”作为台词来蒙混过关,下台来导演严厉的批评,又是那位男生“维护”了我……。并不是我不识人间香火,时代所迫。

  回想起那时真是有苦有乐,苦中取乐也就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支柱。不过,当年的玩笑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有一次我们学毛选后小息,大家想出来用筷子做游戏,就是闭上眼睛把手里抓的一把筷子,转一圈往土炕上扔一根,比赛看谁扔的多而准,结果一个人一根筷子扔到了主席像上,顿时笑声嘎然停止,大眼儿瞪小眼儿了,谁也不敢再吭声了,接下来的谈学习心得的会上改成了批斗反省会,那个同学虽不是有意的,可一直都是为此而抬不起头来。有谁还敢再这么“放肆”呐?那个连喘气都要谨慎的时代,当今的孩子们怎么能够理解呢?说给下一辈听其反应是:谁让你们生在那个年代了……?还记得有一次大队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一起吃忆苦思甜饭,玉米粥里还有几片绿色的菜叶,一个同学“过去的人比我们集体户吃得好哇”一句刚出口,就被抓住了把柄,写检查开批斗会……,好可怕呀!

  我们的农村生活不但锤炼了身体也锻炼了胆量,好事做了坏事也干了不少。每天的“大饼子”、“糊涂粥”单调的饮食,自己种的蔬菜自己没的吃,都要送到城市里换钱买我们的口粮,也就是说:我们种的庄稼是交公粮的,自己吃的要自己买。冬天里一口高人一头的大缸里,淹的是我们要吃一冬的咸菜,我们的“大饼子”是用这口缸里的冻咸菜来就着吃的。女生够不到缸底儿(缸太大淹不够那么多的咸菜),只好踩在板凳上拿着斧头去一点点的敲,一不小心一头会栽到缸里的,外面的等着捡碎菜块儿的一伙儿会笑的前仰后合的,苦中作乐。吃了咸菜就口渴,白天去地里干活儿,一垅铲不到头就要跑去几次找水喝,还不敢跟社员们说吃咸菜了,就吹嘘说“今天的饺子馅儿咸了”。我们的卫生环境也很差,有时碗里会吃出苍蝇来的,恶心之后的台词是:不愿意吃肉就挑出来“,然后一笑了之。总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蛋,有时也敢偷鸡摸狗干坏事的。偷着拔老乡家菜地里的大葱,队里的蔬菜收获时就成了“掠道驴”,摘什么偷吃什么,只要队长或主任看不见就往嘴里塞。一次集体户的男生偷杀了社员家的一条狗,让女生给煮了大家一起吃,还不许女生揭发,说“谁说了就没的吃”。自己养的猪过年了宰了拿到城里去卖,发现了“痘”也昧着良心的干啦。为了冬天取暖,翻过几米高的围墙去偷社办工厂的沥青“油漆”来烧火。这是我有生以来学到的最不道德的事,虽然没有亲自干,但苟同也同罪。

  谁也没曾想到邓小平他老人家会重返政治舞台,谁也不知道会有粉碎“四人帮”,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大好事。77年我们太幸运了!一听小道消息说可能会有考大学的事儿了,我就请假回城自习了。当时是和已在地区文工团里拉首席小提琴的姐姐一起复习准备高考的,我们是亲姐妹,但性格完全的相反。我是属于坐不住板凳,全靠灵感和理解快(做不出的题目睡一觉会在梦里解题的),什么事都是三天新鲜的“短气”的一类;而姐姐是肯下苦功,记忆扎实的类型的。多年没看书本了,一时还收不回心来,学一会儿就去找几年没见的朋友出去看那让人心痒的电影了,而姐姐就会一直的坐在桌子前读书学习,晚上我早早就累了,姐姐会学到天亮的,我一觉醒来看她还在用功,就笑她不知疲倦。还记得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和姐妹一起探讨了一个问题,我跟她押宝说“这个公式很重要,一定要记住的!”,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里还真的出现了,我当然是迎刃而解了,想姐姐也一定能够答上这道题的。回来后问她“没答上”,我问“为什么呀?昨晚不是提醒过了吗?”,姐姐因为开始了恋爱,没心思再考学了,我一个人复习了一个月就闯关了。

  接到大学的入取通知书那天,我很高兴更庆幸: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再也不想回去的农村了,我承认自己不够革命,从没想过要干一辈子农活儿,当一辈子农民的。所以家人和朋友都反对我去延边学机械时(我也不是志愿的,据讲当年的高考非常的混乱,最后干脆就是把过了分数线的考试合格同学的档案袋往各个招生大学的框子里投了。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大学优先录取,我的分数算是高的,就先一步被延边的大学选去了,进了学机械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后来听负责招生的爸爸说:其实他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不能为自己的子女而不谋私利“不开后门”,根本没有管我的去向问题,随招生办怎么处理),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离开农村,什么都认了。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理解国家管理和分配等还不够完善,能有幸走出农田迈进校门已经是万幸了,感谢共产党!感激邓小平!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要万分的珍惜,加倍的努力!(所以后来虽同时考上了延边电视台的播音员,可我还是选择了去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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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械的女生比例很低,全部九名女生里,三分之二以上是少数民族:有五人是当地的朝鲜族女生,一位是满族的,还有一位来自内蒙,我们汉族的女生反倒成了少数的了。)借此也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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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是很长,但它似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经历,将永生难忘!
2017-11-6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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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10:19 | 那三届 | Comments(0)

赵利华:我的一九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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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我插队两年时,许多一起来的知青已开始返城。

  大队书记朱金岗问我:“利华,你想去哪里?”

  “我想上大学”,我回答。

  “今年的指标给王小平了,明年推荐你吧。”我满心欢喜。

  1977年,好像是十月,朱书记见了我说:“你这孩子不走时气(运气不好),今年不让推荐,要考试了。”

  看着他一脸怜悯,我同样满心欢喜。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说:”我希望你们兄妹都能考上大学”。后来经历文革等运动,对考大学已经不报任何希望,而今我可以考大学了,居然能考了!

  但接下来的日子却不容乐观,名虽然报了,也知道11月底考试,但我插队的村子种的最多的是谷子,男劳力把谷子收到场里,切谷子头就是妇女的事,那些日子我这个妇女主任带着全队的婆姨们没日没夜地切谷子头,根本没有一点时间去看书,也不好意思请假,其实我知道为考大学请假也不会准的。

  离高考还有十天左右的时间,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我拿着电报找到队长,好说歹说终于请了三天假。心急火燎地跑回家,父亲并无病,母亲着急地说,大院里的孩子们都在复习,你这样怎么能考上大学。我母亲在我家向来说一不二,虽然也惦记着场里的谷子,但还是坐在了书桌旁。

  当时的学习资料非常匮乏,家在省委党校大院,我父亲想方设法从院里其他考生处借来手抄的各种题让我做。而他点灯熬夜地替我抄写那些资料,他十岁参军只有部队扫盲的文化水平,有一次写C0S占了三大格,让我认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cos,真是难为他了。终于有一天他往壶里添水,左手提起壶,右手满满的一瓢水直接就倒进了炉火里。我是随我母亲的单位山西省公路局子弟一起插队的,后来听母亲说其间我们村书记和队长找到母亲,让我回去,我母亲坚定地告他们,考试之前是不会回去的,一点后路都没给我留。

  离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得知山大附中免费举办高考复习班,赶紧报名参加。我记得郑文章老师讲数学,刘伯惠老师讲物理,一个大教室挤的满满当当。所幸的是他们讲的内容我都能听懂,而周围不少人在悄悄议论听不懂。

  我是在榆次县东阳公社插队,高考的地方定在北田公社,离太原80里路,因交通不便决定骑自行车前去。我们插队点只有两个人报名,高考前一天,我俩带着行李骑车从太原到北田公社,没有感觉太累,下午看了考场,在老乡家吃了派饭,他家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她太原。“我村里有个改花也在太原,你认识她吗?”

  吃完饭,找到休息的地方,北田公社为了高考,腾出了两个大仓库,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每个仓库摆着几排床板。进了女生仓库,考生一个挨着一个睡,黑压压一片,总有一二百人。翻出仅有的资料想看看,旁边一片嘈杂声。一个女生操着纯粹的榆次话说:“额说额要考大学呀,额哥哥说你还能考上大学了?我问你一个桌子砍了一个角角还剩下几个角角,我说剩下三个他非说剩下五个。”我叹了口气蒙住被子睡了。

  第二天,拿着准考证进了考场,只记得语文考试中有一篇古文,后来知道是“三元里抗英”,当时看到开头“英夷”俩字就蒙了,不知道说什么,后面的内容似乎还能看懂一些。整个考试感觉都有点迷迷糊糊。记得作文是“心里的话儿献给华主席”,反正也没考好,那就说说呗,至于算不算献给,只能是批卷老师裁定了。后面的考试感觉更是一塌糊涂。考完了,心里没一点底,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但是还有近80里地要骑车回呢!幸亏我们是公路局子弟,找到公路站,说明情况,站里的人拦了一辆拉石子的卡车,我们把车子放上去,到了榆次,又拦了一辆到太原的车,总算回了家。父母问我考的怎么样,告他们不怎么样,心情本来郁闷,又知道大队书记找过母亲让我回去的事,心情更加郁闷,要考不上,工作的事都难说了。于是第二天一早就回到插队的地方,老老实实地干活去了。

  农活干完了,公社要开三干会,公社、大队、小队干部都必须参加。当时村里形容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春天要让你当干部,夏天数你忙,秋天很多农民可以从田里顺一些东西,而你不敢,到了冬天,由省委工作队主持的三干会整顿每个人的思想,一个个地过关,这是大家最发愁的事情。我们一个村子的人挤在一个房子里,鉴于我在农忙时擅离职守、回家复习考大学的罪过,心中自是忐忑不安,坐在马扎上,头埋在臂弯里,听着省委工作组干部的训话,想着自己怎样过关。

  忽然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的人说是找我的,我不敢相信地接过电话,原来是我父亲,他可真能干,居然能把电话打到那里。在电话里只听他急切地问:“太原初选名单出来了,你那里有消息了吗?”天呐,这时候还敢说这事!任凭他那边反复询问,我这边只说一个词“没有”。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我耷拉着脑袋走回座位,继续想着怎样过关。

  不一会,公社的秘书走了进来,告诉大队朱书记说:“你们村的乔小春考大学初选上了”。我一听五雷轰顶,原来还抱着一点侥幸,这下完了,没我的事了!我极度沮丧,一会埋怨自己没考好,辜负了父母的期望;一会后悔不该请假回家复习,这下找工作都有了难度;最关键的是赶紧准备一会儿的发言,怎么检讨自己的“错误”呢?愁肠千转也没理出个思路。秘书坐了近一个小时,要走了,我们站起来送他,他突然一指我,说:“对,还有你!”楞了好一会,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也初选上了!于是也不管开不开会了,工作组的领导居然准了我的假,我没顾上回村就坐火车回到太原,把消息告知了父母。后来知道,我们公社只初选上6个人,真正被大学录取的只有3个人,而且好像都是知青。

  当时没有公布考试分数,直到2008年,我的工作关系从电力系统转到高新区时,说我档案里没有派遣证,需要到山大开个证明,于是找到现任山大校长的贾锁堂老同学,复印了山西省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录取学生名册我的那一页和学籍,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语文65,数学63,政治71,理化68,总分267。

  不记得什么时候填报的志愿,只记得填报志愿的原则是先保证能上了学,父亲的老战友徐浩是山西大学物理系党委书记,于是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山西大学物理系。

  于是我上了山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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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一九七七!
李瑛推荐,2018-6-14 8:19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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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09:41 | 那三届 | Comments(0)

那三届群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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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群成员一直定义为那三届,即1977年到1979年入学的大学生。作为例外,参加过线下活动的大哥大姐和八零级也可加入。八一级不可。最低要求要懂日文的,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最好是在日本有生活基盘的。
★我们那三届,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也处在相同的环境,都处理过相同的问题,更面临相同的未来,所以有缘产生了这个群。但是那三届年龄层次大,经历各不相同,人才济济,个性较强,遭遇多多,“贫富”差距颇大,政治观点各有不同,争论时一般不让步,请大家沟通时注意分寸。
★欢迎并感谢介绍你知道的那三届同学入群,请先让其同意群规,并请督促修改群昵称。群昵称:姓名+級+大学+专业+系等。如:李拡建77北交大85名大。修改方法请点击右上角的👥,修改群昵称即可。感谢您的支持!最初一周,建议新入者只看、除“歓迎挨拶対応”等以外尽量少发言为好。
★希望大家自觉遵守。不正名者不得发言,不得抢红包。对不改又要发言者,谁都可以进行警告,超三次者将有可能被请出群,期待您的理解!2018-1-17 12:23 跟据群的需要和本人的愿望,特地聘请崔桑也作为群管理员,负责监督执行群规。她让丅谁就丅谁,敬请有关各位注意为盼。(丅为请上宇宙飞船之意)
★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刷屏,也不要转载与那三届无关的内容,协力杜绝脏话过激敏感等帖子。在群里少发只有自己一人又与大家无关的东西为好。转载时要取得有关人员的同意。
群内欢迎群员发布对大家有益的任何广告,包括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但是一般只限一次,有群友愿意参加的活动信息尽量不要超过三次。如果是直接受益者必须有红包跟上。但请尽量避免引起反感。否则将被请喝茶。
★纪念高考40周年征文启示 http://sxcn.exblog.jp/26438680/ 殷切期待大家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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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由那三届共同制定,如有任何异义请明示,群主可以根据大家的意见随时进行修改。亲,欢迎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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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3-07 11:24 | 那三届 | Comments(0)

那三届群规

(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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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2-08 11:20 | 那三届 | Comments(0)

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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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前,中断10多年的高考得以恢复,77年12月文革后首次高考的进行,是中国改变文革历史的象征性事件,揭开了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第一幕。那次高考改变了的中国的历史,更是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历史。
 
  没有那次高考,我们不会成为大学生,更不会成为研究生,更不会有出国的机会,更不会有成为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的可能。
 
  40年中,我们既是中国进行改革的首批受惠者,同时也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全世界的和平贡献着我们的毕生精力,更是在与国内同胞不同的地方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或者即将到达退休的年龄,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这还不值得我们一起纪念一下吗?
 
  为了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我们呼吁进行相关的纪念活动,并请大家把各自不同的高考故事写出来,将我们的人生轨迹的记录留给后人。
 
  征稿题目为《中国回复高考与我》,对象为由于高考的回复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那几届大学生们。
 
  本次征稿内容以高考为中心,重点为高考前后自己的变化。范围可以包含高考之前的插队、当工人、参军等的经历,和高考之后的大学和研究生的生活。最好能有相片和相关史料。截稿期限未定,定后网页公布。出国以后的奋斗经历将作为续集的内容。投稿顺序先提交中文稿,后提交日文稿。出版以双语对照形式编排。

稿件请发邮箱 77@chn.jp

日本高考40周年纪念委员会
77级在日同学李扩建等40位
(名单略)



联合周报
中文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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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2-08 10:18 | 那三届 | Comments(0)

日本那三届の一日


那三届活動報告(2018/1/24)


一次会 李海源など100人、全部数百人
欧州音楽会(文京シビック小ホール、後楽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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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 凌甦群、李拡建など31人
日本那三届新年会(明治記念館羽衣、信濃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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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紹介、群友王志成合掌、憲法記念館参観、記念写真など


三次会 貝龍、馬玉輝など合唱組17人
歌などの練習(明治記念館羽衣と庭、信濃町)


四次会 杜志など8人
二姐の店で食事(俺の酒場、錦糸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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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1-25 17:14 | 那三届 | Comments(0)

纪录片《高考一九七七》

当代中国电视艺术制作中心承制的五集电视片《高考1977》将在12月4日~8日每晚20:00-20:30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这是该片的宣传推介:

回望一代人的命运转折
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
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推出纪录片《高考一九七七》

1966年,随着高考的废止,一代人的大学梦顿成泡影。十年动乱,教育成了深受其害的重灾区,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深重的人才危机;痛失求学机会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渴盼人生的转机。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冲破历史的禁锢,拍板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改变了中国数百万青年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航向。

1977年12月,570万人走上了高考的考场,这是社会回归理性与公平的开始。在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回望一代人的命运转折,特别推出五集纪录片《高考一九七七》,讲述四十年前那一场在历史关头的转折性考试。

《高考一九七七》纪录片共分为《停废高考》、《决策内幕》、《突破禁区》、《走上考场》和《改变命运》五集内容,既全景展现中国的高考从废止到恢复过程中的历史进程,又关注历史大事件中普通人的命运。在影片中,您将看到:邓小平决策背后的曲折艰难;科学与教育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慷慨陈词,希望尽快恢复高考;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为了跨进大学的校门,多少人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备考。让我们共同致敬,这些以血性和良知推动了历史车轮的普通人;让我们共同感激,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无数个“他们”又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高考一九七七》融史实严谨的历史叙事和充满感情的个人记忆为一体,以真实的历史影像、档案和亲历者的口述,带领观众回望那场竞争最为激烈,也是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重温那段或许与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的历史。

摄制组历经半年多时间的筹备和策划,足迹遍布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采访了二十多位1977年参加高考的亲历者,拍摄了大量与那次高考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物,更抢救性地采访了多位参与决策的专家学者以及组织实施高考的人。更有人表示,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接受电视采访。这些珍贵的历史影像及亲历者口述,将在影片中为大家一一呈现。

《高考1977》纪录片将在12月4日——12月9日期间,每晚20:00,在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栏目推出,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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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7-12-05 11:16 | 那三届 | Comments(0)

胡跃平:一九七七年的高考

日文版 中文目录 日语目录

公元1977年
十一月
塞外中国,也是这样的冷
撞击到饱含激情的青春
数百万年轻人的热望,集中在
刚恢复的高考考场
命运,打开了时间的窗

有人脚蹬带泥土的球鞋
有人身穿带油味的工装
有人刚放下吃奶的婴儿
有人躲开小学生的目光
他们,一起
走进了人生的又一次考场

我是这长长队伍中的一个
人生转折
忐忑,紧张
做个深呼吸,平复心情
握住命运之笔
展开梦想的翅膀
书写下新的一页
告诉自己和命运什么是坚强

冬天已然来了
从县城往照十八庄的路上再往前
我知道,春天也在路上

*照十八庄是朔县县城往西的一个村庄,是作者插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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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7-11-29 17:00 | 那三届 | Comment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