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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西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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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テゴリ:那三届( 55 )

和友・哲学难: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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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四季有,云雾漫青天。
只缘浓淡,以太无迹蔽真颜。
一幕星辰光景,不但动珠循轨,万点共连环。
苍穹本神圣,说道在人间。

唯物近,唯心远,哲学难。
东方雅奏,近代难抵外音缠。
虽道时空在此,难觅量子呈现,道法即自然。
万岁河山色,不老思维全。

【群主注】 10:52
前段时间群里风不正,导致大兄退群,非常抱歉。最近进行了整顿, @张中 大兄,衷心地欢迎您回来[抱拳][抱拳][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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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10-14 10:26 | 那三届 | Comments(0)

那三届观看上海歌剧院舞剧团演出

郑宇同学给那三届送来了几十张票,曹洪华同学为大家发了票。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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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石雪冰、顾正知、顾雪松、曹洪华、凌甦群、向安全、李海源
右:李卿、王志玉、肇夫人、肇宇、郑宇、小针丹、田伟
(未出镜:刘旭峰、杨惠欣、郭立新、陈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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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刘旭峰、石雪冰、顾正知、顾雪松、曹洪华、凌甦群、向安全、李海源
右:李卿、王志玉、郑宇、肇宇夫妻、小针丹、田伟、陈丽芳、杨惠欣、郭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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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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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10-06 22:51 | 那三届 | Comments(0)

我的77,78,79:顾雪松

日语版 中文目录 日语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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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华人圈里,有一个77,78,79级的大微信群《那三届》。 在这个群里,按入学年份,我是小字辈。但得知将要废除工农兵推荐,以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恢复高考这一消息的,比我早的人不多。
  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10月,华国锋主席粉碎“四人帮”。为了解决知青问题,有关部门对“地方上山下乡政策”做了调整:上山下乡的地方子女可以接父母的班,顶替父母返城工作。这让地方的知识青年欢呼雀跃,看到了回城的希望。可是,同样下乡的部队子女怎么办?部队子女今后的前途在哪里?这时,军委有的领导提出:地方上可以接班,部队的孩子也可以当兵嘛,部队的问题自己解决。于是,很快出现了“内部招兵”的高潮。
  当时“内招兵”范围较大,为顾及社会影响,行动并没有完全公开。原则是一家走一个。新兵走时,不像正式征兵,没有敲锣打鼓,不带大红花,低调,悄悄地进入部队。还出现深夜翻墙,穿着不合体的军装,等待汽车或火车悄悄进入部队的事情。有的是部队集体行为,还有的是系统内部相互安排,也叫换兵。大部分是部队子弟,也有的是地方托关系、首长写条子入伍的。一时间,全军上下,四面八方涌进军营,是名副其实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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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送我当小兵
  很快,“内招兵”就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尤其是地方负责知青的部门反映最为强烈。告状信像雪片般地飞向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华国锋知道此事后,拍案大怒,这不是公然破坏毛主席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吗?于是提笔批示:“此风不可长!”。但是,当时部队的军头们没把华主席放在眼里。部队的领导层层 敷衍不办,他们认为:“凭什么我们枪林弹雨革命了一辈子,还要让孩子们当农民,去上山下乡?”于是,华国锋批下去,没照办。再批,又没有落实,一共批了九次。据说有的领导还装傻,把“此风不可长(zhang)”,领会为 “此风不可长(chang)”,抓紧时间办吧,过期无效了。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76年底,离开了初中3年级的课堂,来到浙江胡州赵湾第一集团军军直通信连。赵湾是浙苏皖三省交界,冬天异常寒冷。当时一军刚从河南换防来浙江,长江以北算北方部队,河南来的干部和老兵都有棉大衣,而我们新兵,在浙江,长江以南按南方部队供给,没有棉大衣,晚上只有稻草垫和薄被子,天天冻得无法入睡。伙食也是北方口味,以面食为主,3餐基本是馒头和面汤,馒头大得吓人。冬季的赵湾大雪严寒,因地处三省交通枢纽,时有地方大货车翻车事故发生,我们日常工作是队列训练和搬运翻倒的车辆。残酷的生活现实,让不到15岁的我,有点扛不住了。忽然有一天,几位上级首长把我们内招小兵集合起来,希望我们响应中央领导的号召,退伍,回学校重新读书。事后才知道,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丁盛,因为71年紧跟林彪,后应检讨深刻,勉强过关。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来南京后,又紧跟四人帮。粉碎四人帮后,深感这回在劫难逃,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丁盛得知华国锋关于内招兵的批示后,认为立功的机会到了,要求南京军区响应华主席的号召,带头把小兵退回。
  北京的黄帅和我是同一个学年,她1972年反潮流,反师道尊严,使得老师不敢好好教学,学生偏离学习轨道。向她学习,我也反了一次潮流。当时知青回城工作,当兵是潮流。我稀里糊涂,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从湖州一军通信连退伍,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打着背包,回到南京。恢复户口,恢复学籍,1977年2月寒假过后,重新回到了南京市34中学的课堂,也算反了次潮流。
  学校把我们这些回来的后门兵当成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当时为保密,走时军区和校方招呼都没打一声。虽然身在学校,我满脑子里还是部队的生活,以及那些没有和我一起回南京,留在部队的小伙伴,根本没有心思学习,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
  记得是77年九月,家父当时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一年一度的新华社国内分社社长会议,这次会议可能是历史上最长的分社社长会议。会议期间,华主席,邓小平等几乎当时的所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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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接见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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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期间,爸爸得知邓小平指示新华社和教育部向中央起草一份关于恢复高考制度的文件。爸爸很兴奋,马上给我妈妈,我大哥(在黑龙江戍边部队)写信,特别鼓励我要认认真真读完高中。记得爸爸信中说:读完高中,打好学习的基础很重要。今后上大学,提干都要严格考试,不读完高中,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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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制度的恢复,打破了当时中学教育的沉睡局面,给学校带来了生机。各校工作的重点都迅速转到了追求高考升学率上。快慢班分班教学,调动了老师教学和尖子生学习的积极性,但也造成了两级分化,慢班的课堂,就像茶馆,老师在讲台上讲,学生在下面打闹。
  我过去爱玩爱打球,本来学习基础就不好,因为当小兵,又耽误了学习。学校开始分班,复习迎考时,我因基础差,分班考试结果,只能进慢班,敬称文科班。妈妈看在眼里,为我着急。当时社会上新闻纸奇缺,各校为印复习资料和模拟考卷急需纸张。妈妈是市物资系统的秘书科长,大权在握,给我们学校调配了充足的纸张。同时希望学校能照顾我进快班,但被年级组长拒绝了。
  但也正是这个分班结果,年级组长的拒绝,让我觉醒振奋了起来。不和别人比,和自己较劲,跟自己比,认真抓紧每一天!
  妈妈从别处打听到,南京工学院面向社会考生的高考补习班非常好,但听课证一证难求。妈妈就主动和南工联系,用纸张为我和单位的其他迎考的子女换来了听课证。
  爸爸听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很好,把这套丛书读懂了,考大学没问题。但要搞一整套,很难。爸爸马上委托老领导,上海解放日报第一副总编栾保俊伯伯,给我解决了一套。
  爸爸妈妈的朋友也以各种方式,纷纷升出援助之手,有的还把文革前的高中教材送给我。在浙江重点高中当教务主任的岳母,也不定期地给我们寄复习资料。.
  八方的支援和爸爸妈妈的期待,给了我无尽的力量。我给自己制定了每天,每周,每月的自学计划,不受其他班同学的影响,不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和自己较劲。这也成为我以后独特的奋发进取方式。到了78年高二,我已把《数理化自学丛书》学完,感觉可以基本听懂补习班老师的课了。期间,一些快班的同学跳级参加高考,超过重点分数线的可以被录取。我们这一届有近十位同学跳级被北大,浙大,南工录取。我每天复习到凌晨2-3点钟,白天在学校边听课边打瞌睡。傍晚,骑着自行车,来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是我最愉快的时光。看着佩戴着校徽,在月光下步履匆匆,上晚自习的大学生,羡慕之心油然而生,明年我也一定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走进宽敞通明的阶梯教室,身临周围如饥似渴专心复习迎考的大哥哥大姐姐之中,才知道什么叫一寸光阴,一寸金。
  当时我们家后面的小楼,住了位著名作家任斌武,著有长篇小说《浪淘天涯》、《没有消逝的梦》,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有个雅戈尔》,短篇小说集《红山人》、《猎手的歌》、《女儿寨》等。特别是文革前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文革后的报告文学《无声的浩歌》,几乎是家喻户晓。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越南等多国文字介绍到国外,有的选入高校和中学教课书。他太太睡眠不好,看我每天挑灯夜战,心疼我,总是来敲我的窗户,让我早点休息。时光飞逝,复习迎考的时光,紧张而充实,一转眼就来到了1979年。我的高考进入冲刺阶段了。77年是各省出题,79年是第2次教育部全国统一命题。临近考试前,我已经可以把历年的考题理解吃透,每天的题海战术我百做不厌,信心倍增。爸爸为我研究了历年作文考题,为我准备了3种命题的应对方法。
  1979年7月7日终于来到了。爸爸妈妈事先给我创造了轻松愉快的环境,爸爸笑呵呵地说: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就可以,即使考失败,我送你当兵,考军校。
  考场设在南京54中。考试前一天,7月6号下午3点,由老师带领我们34中考生,到54中熟悉考场。我怕骑错路,特意又多骑了个来回。7月火炉南京,骄阳似火,考场的黑板上写着: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尽管每个教室前方都放了降温的大冰块,但浴室般的高温和紧张的空气,使大部分考生无法进入状态。我亲眼见到我校一名女生尖子,还没开考,就虚脱呕吐,结果落榜。我的目标就是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压力不大,对号入座,监考老师验明正身后,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就进入平常状态了。第一门是语文,我的强项,而且作文命题也在爸爸的准备予案内,发挥的很顺利。交卷离开考场后,我就飞车骑到机关食堂,爸爸已把可口的饭菜准备好,按照事先的约定,谁也不许打听我的考试情况。我吃完饭,马上回家睡了近半小时的午觉,然后清理了一下下午物理考试的思路。又顶着烈日,奔赴考场。就这样,3天,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六门课,我越考越有信心。渐渐进入了自己最好状态。
  高考结束后,爸爸到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特意也把我带上,让我放松放松。从上海回宁不久,一天下午,数学老师王玉高兴地来到我家,通知我,考得不错,是慢班唯一个考上理科本科的,323分,后来知道比黄帅还高3分,黄帅是320分。当时江苏省全国理科重点分数线是300分。
  1979年尽管已是全国统考,但填志愿的方式,五花八门,各省不一。有三种方式:考前填写。考后估分填写和考后知分填写。江苏当年是考后估分填写。
  现在的学生起码都知道自己不喜欢干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只要能上大学,能学到东西,干啥专业都行。所以,我的志愿专业是:电子工程,水利大坝,航空机械,精密仪器,医学。跨度相当大。最后学了电子工程的雷达专业。
  79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子女中,只有我一个考上了大学,差一点剃光头。当时干部部调配处长,后仼兰州军区政委的李长才上将,在一次聚会上,遇到我大哥,还提起相关往事。
  就这样,我们顾家4兄弟,由在沈阳军区戍边第一线的大哥率先投入了迎考,然后二哥从工厂,到81年弟弟以最高分考入南京工学院,结束了顾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难忘征程。顾家爸爸妈妈和四个在校大学生儿子的故事,当时在军区大院,新华总社,解放军报流传数年。发小,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青影厂付厂长姚晓峰数年前在日本与我相聚时,曾说:你们4兄弟的高考,像面旗帜,促发激励过我们大院子弟。
  40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高考和其他公平合理人才制度,就没有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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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和四个在校大学生

编辑:李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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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8-13 13:15 | 那三届 | Comments(0)

江建南:我的【1978高考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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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毛胡庄人所写的《重温1978年高考(让人心潮起伏的年代)》,使我想起了40年前的前天、昨天和今天(1978年7月20-22日),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第二次高考的日子。

  我当时还在上海北虹中学念书但有幸得到了宝贵的跳级考大学的机会,也去参加了那三天的高考。感谢母校,感谢父母家人。

  那三天的上海,也像这几天的东京一样非常炎热,我去的考场是上海四平中学,进考场前先自来水冲一下脑袋清醒一番。几个同校的应届毕业生前辈看到我和他们一起考就说我是在抢他们的份额…。

  第一天上午是考政治,途中有位阿姨进考场卖冰棍,我就8分钱买了一支雪糕放在桌边继续答题,等回过神来想吃的时候已经都化掉了。之后依次考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最后一天的下午是考外语但不计入总分,所以好多考生外语不考就离开考场了。我因学的是俄语,就选俄语考卷考。

  考完后放暑假在家等通知,八月下旬发榜,我的各科结果以物理97分最高、以下依次为数学、化学、政治、语文、外语。那一年据说化学很容易考,但很多我还没学完只能拿些会做的考题分数。

  过些天复旦大学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进入计算机科学系学习。10月上旬搬进了复旦宿舍,开始了为期8年(4年学习、4年工作)的复旦人生。1986来到了日本。感谢母校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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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7-22 15:30写于东京电车中


李扩建 16:01
[强]

江建南 16:02
又想起,当年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办公室主任李老师,就是这里群主李前辈的亲戚[愉快]!我的复旦毕业文凭上的字迹就是李老师手写的。[愉快]

李扩建 16:03
李大学,五服以内的堂兄。我在家谱的名字叫李大建。同属李氏致和堂45代孙,大字辈

江建南 16:04
[鼓掌][鼓掌]
---
李老师一手字写得好漂亮![呲牙]

李扩建 16:09
見たいね

江建南 16:10
我们的毕业证就是李大学老师的手书。[微笑]

李扩建 16:13
まじ!印刷みたい

江建南 16:13
嗯嗯[微笑]

李扩建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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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哥,您好。这张相片是您的学生和同事提供的。您写的字?

李大学 17:32
不是我写的,照相馆里的人写的

李扩建 17:49
学生的毕业证,您写过?

李大学 17:59
对,有好几年都是我写的

李扩建 18:14
怪不的。有人说与相片的字很象

李大学 18:45
当时写学生毕业证,学生也多,多时几百人,为了赶时间,现在想想写得不好。如果现在再让我写,一定会写得更好些。

李扩建 23:20
[强][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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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7-22 15:30 | 那三届 | Comments(0)

微信群"那三届"新群规

●“那三届”微信群
本群以身居海外的77,78,79级的那三届大学经历者为主,也欢迎76级和80级参加过的那三届活动者。欢迎交流,避免发重,不要刷屏。我们约定
1、入群须经群主审批。
1、群员主动实名登录。
1、内容不超过一屏幕。

●《纪念高考恢复40周年征稿启事》期待您的投稿!
http://sxcn.exblog.jp/26438680/
《恢复高考卌年纪念文集》中文目录
https://sxcn.exblog.jp/26141726/

群主 李扩建

謝辞:由张佶大兄主笔,2018-7-3 8:53完成,衷心感谢!



通れなかった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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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7-03 08:53 | 那三届 | Comments(0)

通れなかった原案

————— 2018-7-2 22:08 —————

那三届新群规

1、本群以“遵纪守法、明礼诚信、入群审批、退群自由”为指导方针,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开展活动。
群宗旨:团结同学、促进交流!
秉承原则:诚实守信、勤奋敬业、实现祖国复兴;开拓进取、大义感恩,推动地区繁荣!
新人进群后可在平台上多介绍自我情况,多交流、多沟通、多发活动信息、多传播正能量,内容一次不要超过一屏幕。
群内不议论国家大事及其它敏感话题,尤其是国家反面话题,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及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
欢迎大家通过那三届的平台多沟通、多交流,进一步促成多方面、全方位的合作,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2、本官方群旨在打造一个同学精英学习分享、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全球那三届同学方可申请入群,群成员不得随意拉人进群需将意向入群人员推荐给群主,群主审核通过才可加入。

3、严禁发布或转发未经证实的求助或慈善活动信息,爱心活动需由本会统一组织发起,个人不得在本群的平台发布。讨论问题遇到不同观点,求同存异,不争执,不激化矛盾,不进行人身攻击,产生误会双方要主动相互道歉,谅解。

那三届群主

附录:重要通知:
 接有关部门通知,所有微信群要进一步加强管理,不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能在微信里发布对国家、对党不利或者违法信息、凡是在微信里发布对国家、对党、对社会不利的话题的微信群和个人,将会在此次扫黑除恶行动中受到严肃处理,接受法律制裁。望各微信群严格要求本群所有人员 ,管住嘴,管住手,不信谣、不传谣、不散谣,否则后果自负。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要求发布违法信息的人最高可判一至八年有期徒刑 ,就高不就低原则, 而且群主承担连带责任。望相互转告。
 从现在起开始对网络进行严格安全大检查,由十人以上组成的群将接受由网警采取自动控制检查的手段进行摸查。为了各微信群的安全,希望各微群须自觉、自律、自警、自醒,凡由十人以上组成的群里不得发较敏感信息!微信群已经立法,现在微信群都有后台监控管理,请群里的朋友今后发微信一定要注意:
① 政治敏感话题不发!
② 不信谣不传谣!
③ 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
④ 涉黄,涉毒,涉爆,恐怖等信息不发!
⑤ 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
⑥ 军事资料新闻不发!
⑦ 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
⑧ 未经核实的各种形式的募捐不发!
⑨ 各种小程序拉票之类的不发!
⑩ 未经核实的信息不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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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7-02 22:08 | 那三届 | Comments(0)

央视报道《华人世界、唐人街》郑宇

央视通知「世界华人鄭宇」
6月22日(周五)播放2-4分钟
CCTV4《华人世界》北京时间
首播(当日) 13:00-13:30
重播(当日) 22:30--23:00

在日本刮起中国民乐风,推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作为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之一的“女子十二乐坊”,曾经在2003年登上过日本版的春晚——“红白歌会”,首张专辑在日本两个月就突破了100万大关。遗憾的是,由于日方经纪公司的关闭,“女子十二乐坊”自2008年以后已经有近10年时间未能在日本演出。

2017年,为纪念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女子十二乐坊”时隔9年多在日本连续举办了三场公演,经典曲目《奇迹》、《紫禁城》以及日本曲目《世界上唯一的花》、《川流不息》等绕梁三日,每次演奏完毕后场内掌声雷动,日本观众们久久不愿散去。

或许很多人都还不知道,促成 “女子十二乐坊”2017日本公演的,是一位在日华人女性、著名的扬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郑宇。

郑宇从7岁起就开始学习扬琴,15岁被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破格录取,毕业后又到湖北艺术学院民族音乐系学习声乐,并且在1982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民族乐器比赛上荣获了表演奖。

由于喜欢山口百惠,带着对偶像的浪漫向往,1990年,郑宇选择了留学日本。在收拾行李时,郑宇看着房间里的大家伙——扬琴,考虑要不要带这个从七岁起就陪伴着自己的乐器出国。“还是带着吧,都说音乐无国界,尽管我不会说日语,但相信音乐能帮助我与日本人沟通。”

一手行李一手扬琴,郑宇就这样降落在了日本的千叶县。她在紧张的语言学习之余,也坚持保障每天1到2小时的练习时间,那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清脆的扬琴敲击声,让日本的房东夫妇惊为天人,开始主动为她寻找登台表演的机会。比如去参加附近的留学生宿舍联谊会,比如去出席船桥国际交流会馆的活动等。

郑宇直到今天还记得,由于刚来不了解日本社会的习惯,曾闹出过一个小笑话。那是她第一次跟一位二胡演奏家合作,在众多日本观众面前表演。怀着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的美好愿望,她选择的第一首表演曲目是《友谊地久天长》。

当扬琴与二胡和谐共鸣,优美的旋律响彻全场,郑宇发现,观众们怎么都开始面面相觑了,而且负责人也在对大家一遍遍的鞠躬致歉。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友谊地久天长》在日本,是超市、百货、餐厅等公共设施关门时的必放曲目,提醒大家营业时间结束了,该离开啦。

1995年,还在千叶大学大学院教育学部音乐教育攻读硕士学位的郑宇,就收到了来自千叶县柏市立高等学校的橄榄枝,诚意邀请她到该校担任国际科讲师,教授汉语及中国文化。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之余,郑宇在音乐领域也锐意进取,多次受日本NHK电视台、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等邀请,向日本民众推介中国的民族音乐,用扬琴拨动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神往之心,并且成为唯一一个连续16年在东京文化会馆举办个人演奏会的华人演奏家。

说到在东京文化会馆举办个人演奏会,郑宇本人也是感慨万千。东京文化会馆是日本建筑师协会主席前川国男于1961年设计建造的,地下1层,地上4层,演出大厅呈六边形,可容纳3000人左右,是东京最早的古典音乐厅,被日本音乐界视为“圣殿”。郑宇刚到日本两年时,曾经作为伴奏去过东京文化会馆。“这里的音响效果真是好,地上掉下一根针都听得到,有一天,我也要在这里举办个演”。这是她当时深植于心的一个目标。

2002年,在中国大使馆文化部和千叶县日中友好协会的鼎立支持下,已经在日本民间拥有一大批固定粉丝的郑宇,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东京文化会馆举办《郑宇与伙伴们的音乐会》,并邀请日本男高音歌手秋山卫、尺八演奏家坂田诚山、大提琴演奏家诸冈由美子等人出场。这几位日本音乐家都对郑宇非常感激,“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了在‘圣殿’演奏的机会。”

郑宇一方面在日本传播、弘扬中国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地为中日两国音乐界搭建交流的平台。与此同时,她还意识到,培养两国友好关系,要从孩子们做起。孩子们是两国关系的未来。为此,她开始带领千叶县的柏少年少女合唱团参与中日友好相关活动,教他们演唱中国歌曲,为他们创造到中国国内表演的机会。

“有一年,我带领柏少年少女合唱团到中国北京与某某学校的合唱团同台表演,一起演唱中国歌曲。当演出结束后,中日双方的学生都不舍得下台,他们热烈的交谈,互相交换邮箱地址,兴奋地约定今后还要一起演出……我仿佛看到眼前建起了一座座金色的中日音乐交流之桥,相信在他们成长起来后,能够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事业开拓出一个新的宏大的局面。我很高兴能够让中国的小音乐家和日本小音乐家从小就相互接触,增进了解。”

2008年,为感谢郑宇常年深入日本民间,踏踏实实地为中日友好做贡献,日中友好协会下属的千叶县日中友好协会还邀请郑宇出任该协会顾问,成为该协会自创建以来唯一的一位中国人顾问。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80周年。在郑宇与田汉的侄女、日本东方艺术团团长田伟的共同努力下,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服外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日本的新宿文化中心、江东区区立音乐厅以及千叶县文化会馆庄严地响起。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能让到场的日本观众感受到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

2017年,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推荐和介绍下,郑宇接触并了解到“女子十二乐坊”渴望到日本表演。当时正值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45周年,郑宇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地推动中日两国的音乐交流。于是这位弱质芊芊却敢挑重担的音乐教育家成立了一个经纪人公司“华宇创意株式会社”,并自任社长,以一己之力筹备“女子十二乐坊”的访日演出事宜。

郑宇的一腔热情和四处奔走,打动了所有希望深化两国的理解与信任的团队与个人。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外务省、日中友好协会的大力支持,“女子十二乐坊”时隔九年于2017年12月实现了日本公演,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代表。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前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盛赞郑宇,“郑女士不仅是日中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中国民乐在日本的教育家,感谢她为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为日本民众了解、学习中国民乐提供了渠道,也感谢她策划组织女子十二乐坊到日本表演,让日本民众享受了一场音乐盛宴。”

千叶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佐木久昭也表示,“在郑女士还是留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她,我感谢她一直以来为友好协会做出的帮助与贡献。她从一名留学生成长为中国民乐的在日传播者和日中两国音乐文化交流的推动者,让我看到了日中两国的面向未来的友好局面。日中两国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文化上也有许多一脉相承的地方,我相信,在郑女士的努力下,日本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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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22 20:07 | 那三届 | Comments(0)

贝龙等那三届:40年奔跑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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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奔跑不停留

看着你的脸,
牵着你的手,
四十年前的往事
又在心头。

自从那一天,
我们走进大学门,
天之骄子往前冲,
酸甜苦辣写春秋!

四十年,
我们青春不再依旧,
四十年,
我们无怨无悔地追求,
四十年,
我们胸中自有美梦,
四十年,
我们向着理想、向着未来,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奔跑不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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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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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版


贝龙曲,贝龙等那三届词,于小淼植谱,李扩建编辑。2017-12-8 14:53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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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5 07:09 | 那三届 | Comments(0)

谢思敏:回忆四十年前高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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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思敏:回忆四十年前高考往事
(北京大学1977级法律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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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场全国高考距今已经40年了。作为那场高考的亲历者,在此时回忆起40年前改变了自己以及当时整整一代青年人命运的那场高考的种种往事,我仍然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1974年底,我从长沙市一中高中毕业了。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升学无望,留城工作受限制,我只能和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去农村插队当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我可以选择投亲靠友,这样我就到了大舅家所在的长沙市郊区东屯渡公社友谊大队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种菜的知青。乡下的劳动是辛苦的,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精神生活更加单调、乏味,既没有可读之书,也缺少可以神侃聊天的朋友。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农活中,把自己原来瘦弱的身板锻炼得粗壮结实起来。到了1976年底,我下乡插队已满两年,可以被招工回城了。我当年通过严格的政审,加上插队期间表现良好,被长沙市公安局录取了。经过一个月短期培训,我被分配到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浏阳河路派出所,当上了一名户籍民警(实习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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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年刚满20岁,能当上民警还是感到很新鲜也很兴奋的。首先,能成为公安机关的一员,说明自己政治上得到了组织的信任;其次,工资待遇还不错,一年实习期内是每月32元(转正后每月38元),还有制服、皮鞋等生活用品是定期免费发放的,穿上制服在同学、朋友圈里转一转蛮神气的。但是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每天的工作十分繁忙。我要负责专门划定的管区治安,要熟悉民情,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居委会联防巡逻。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叫“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派出所民警除了正常上班作息外,每天晚上及节假日还要按照预定部署轮流值班。我当时仗着年轻力壮,工作中全力投入,认真学习各项公安业务,也不觉得苦和累,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生活节奏在1977年10月22日这一天被打破了。我从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以及派出所订阅的当天的《人民日报》中得悉,中央决定从1977年起改变高校招生制度,恢复被“文革”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本次高考将根据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此时,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的求知欲和想上大学继续求学的渴望被唤醒了!我要参加高考!我要考上大学!这种念头不可抑制的浮上了心头。我暗自开始了高考复习,翻出尘封已久的高中课本,四处搜集补习、复习参考资料,抓紧一切业余时间复习,只觉得能够用来复习的时间太少、太短,“光阴一刻值千金”啊!

  这样复习了一个月左右,当我准备办理高考报名手续时,却意外的收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我的工作单位长沙市公安局北区分局不同意我报名参加高考!我赶紧跑到分局,找到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舒教导员,向她表明我想参加高考的强烈愿望,希望她能理解和支持我。舒教导员听我说完后,对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小谢,你想参加高考的心情我个人表示理解,但是我们公安局要进一个人是很不容易的,要严格审查,过许多关才能招一个人。上大学是好事,但那是政府给那些还没有工作着落的人的机会。你已经参加公安工作了,就要安心公安工作。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你要当好这部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舒教导员的这番话我也无法反驳,只好先退下了。当然我也没有死心,回过头来去翻阅报纸上登载的《招生简章》,惊喜的发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在湖南招生的信息。我一下子找到了参加高考的个人理由,转身又去找到舒教导员,向她恳求道,我决定参加高考就报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这个志愿。如果我考上了,我所学的政法专业与我从事的公安工作是对口的,学成之后可以回到公安机关,这符合当时“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的政策规定;如果我考不上,我就死了这条心,一定安心做好本职工作。您只当是给我一个参加考试的机会,我保证不影响正常工作。舒教导员看到我这么说,就没有再说什么话了,实际上她对我网开一面,默许我去报名了,我对舒教导员的开明心存感激。这样我就在派出所所在地的浏阳河路办事处与其他待业青年一起报了名,领到了《准考证》。

  报名关过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原来准备报考理工科,所以前一个来月复习的都是数理化知识,对文科的资料基本没有看,更没有复习。现在因为要改报考文科,而距离开考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我真是手足无措了。但我也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更加废寝忘食地投入到复习准备之中,派出所的其他同事看到我忙,也主动为我排忧解难,把我的值班都抢过去,尽量为我挤出复习时间。战友的情谊令我十分感动,终身难忘。

  1977年12月开考的那一天,我和全国成千上万的考生一起又重新回到了久违的考场。尘封了十年的大学之门向我们重新开启,此刻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但我们已顾不上抚平自己的心绪,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思考和答题上了。当年的考试分两天进行,一共考了四门课,第一天是语文、数学,第二天是政治、史地(考理工科的是理化)。外语只有报考了外语专业的考生择日另行安排考试。整个考试过程中,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顺利的答完了。现在回想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1.当年参加那场高考的考生许多都是在农村插队或者在城里待业的青年人,没有工作,对高考结果的期待值高,心里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我已经参加工作了,高考对我只是另一次改变自己的机会,没有非考上不可的压力,考前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心情比较放松,临考状况良好。

  2.当年高考是全国统一考试时间,考卷则由各省自主命题。正式开考前,湖南省在株洲市搞过一次预考。我想办法拿到了株洲预考的答卷,有针对性的作了一些准备(通俗点说就是“猜题”)。比如预考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猜想作文题会是抒情散文类,结果正式考卷的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再比如预考史地卷的地理题中有中东地区相关地理知识,我就重点看了地中海地区的相关地理知识,打开正式考卷时,还果然就有!等等。

  3.我从理工科改报考文科虽有不得已,但事后看来也是一步歪打正着的妙棋。因为当年高考是突然公布的消息,复习时间短,大家准备都不足,主要是凭各自的文化底子考的。一般说来,文科考生数学成绩不太理想,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是要拉下分来的。而我读高中时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没有明显偏科,这次复习前期重点也是数学,所以我的数学卷答得顺利,预估成绩在90分以上,这样在计算总分时数学卷成绩是加分的。我后来自我总结,如果当年我考理科,反而强手如云,倒不一定能够考上北大了。

  高考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也放下了这桩心事,又回到了往日忙碌的工作之中。1977年底我如期转正,成为一名合格的民警。1978年2月初的一天,我在管区巡查时接到派出所通知,让我立刻回所。刚回到所里,只见一个同事手举着一个封面印有“北京大学”的信封,大声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了,让我赶快买喜糖请客。我打开信封一看,果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政法专业的录取通知书,通知我于1978年2月27/28日到北京大学报到,1978年3月1日开学。刹那间,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全身,我的高考之梦圆了!我要上北大了!我的人生轨迹从此要改变了!有首唐诗描绘人生的美景:“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此时此刻体会到的,不就是这样的人生美景吗?

  1977年的高考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低录取率,全国570万名考生中只录取了27.5万名大学生,录取率为4.8%。北京大学在湖南省只录取了几十名,其中法律系录取了两名,在长沙市录取了我,在岳阳地区的汨罗县录取了姜明安。以后得知姜明安比我更不容易,他早年参军,复员后回乡务农,之后才当上了民办教师。他在1977年高考中一边教学生复习,一边抽空自己复习,最后幸运的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因为北大法律系在湖南省招生的学生档案送回学校早,所以在编制新生学号时,把我列为“7715001”,把姜明安列为“7715002” ,我们俩成为了北大法律系1977级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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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短暂的准备,1978年2月26日我告别了父母弟妹和其他亲人,告别了浏阳河路派出所朝夕相处的同事们,也告别了家乡长沙,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启程踏上2次特快列车从长沙向首都北京进发。经过一整天的车马劳顿,2月27日下午抵达了北京火车站,一出站就找到了北大的新生接待站。在等待北大派出的专车接站时,我遇到了同乘这趟列车来报到的湖南老乡、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彭波同学。我们一起聊着自己的高考经历,一同憧憬着未来在北大求学的新生活,彼此之间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我们又坐同一辆车进了北大的校门,更成为终生的好朋友(此是后话,哈哈)。

  在北大新生报到处办完入学手续,提取托运行李后,我来到了位于三角地东侧的19楼学生宿舍。打开房门迎接我到来的是一位中等身材,面容稍显黝黑,目光如炬的同学。我们握手互致问候后,他自我介绍道,他是从安徽省凤阳县考上来的李克强,原来是插队知青,家在合肥市。因为宿舍比较小,只有两张上下铺的床,要住四个人。其中一个下铺已经由一位北京籍的徐友军先占了,另一个下铺是李克强自己占了,所以我就选择了李克强的上铺。我们在19楼只住了一年,以后就搬到了37楼,一直住到1982年1月毕业。这个期间我和李克强的上下铺关系一直没有改变。

  1978年3月1日,我们北京大学1977级的全体同学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这是我们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来,从“文革”十年浩劫的废墟中走来,经过漫长岁月风尘洗礼之后,一同走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走进了科学知识的殿堂!在随后举行的法律系师生见面会上,我们见到了未来要指导我们学业的各位师长,他们中间有陈守一、肖蔚云、孙国华、张国华、沈宗灵、芮沐、王铁崖、龚祥瑞、魏振瀛、杨春洗、杨敦先、朱启超、刘升平、饶鑫贤、蒲坚、刘家声等,均是我国法学界的大咖。会上,系总支书记赵震江老师向我们新生特别说明,北京大学某些专业是有保密级别的,分保密专业和绝密专业,其中技术物理系的核物理专业和法律系政法专业是绝密专业。攻读绝密专业的同学须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条件高于其他专业。而政法专业之所以被列为绝密专业,主要考虑到我们毕业后的分配去向大部分是公检法司及国安等国家强力机构。当时我们听了赵老师的介绍后,对自己能够得到祖国的高度信任油然生出一种神圣的荣誉感和责任感,直到今天都记忆犹新。以后我从其他渠道得知,北大技术物理系因当年要从汉中分校迁回北大本部,1977级没有招生。因此在北大1977级全体新生中,只有我们法律系的83名同学是属于攻读绝密专业的。

  在北大法律系学习的4年是改变我们一生的4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都是一时之选,是我们的人生导师。由于篇幅关系,我在此仅回忆与我有忘年之交甚至可以说有父子之谊的陈力新老师的若干往事。陈力新老师也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革命时做过李达先生(中共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秘书。1949年解放前夕,他曾受组织委派,护送李达先生摆脱国民党的监视,离开长沙南下取道香港,再辗转北上到哈尔滨,到北京出席开国前新政协会议。但在“文革”中,陈力新老师的这段经历却被当成历史问题受到审查和迫害!陈力新老师为我们讲授国际私法课程,他对学生既谆谆教诲,又严格要求,其教学水平很高,深受学生敬重。因为我和陈老师是同乡,我经常去陈老师家中请教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闲时也陪陈老师聊聊天,有时陈老师也留我品尝他女儿陈利平大姐做的湖南家乡菜(对我而言就是打牙祭),我们师生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陈力新老师指导下,我开始对学习私法(通俗地讲就是民商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明确了自己的专业方向。1981年夏季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陈力新老师得知我同时想报考攻读私法课程的出国留学研究生,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推荐我去报考武汉大学法律系韩德培教授名下的硕士研究生。在我利用暑假去武大了解研究生考试情况时,陈力新老师既叮嘱我若干注意事项,又细心的为我写了两份介绍信,一份写给韩德培教授,介绍我的情况;另一份则写给他的大学同学,当时在武大法律系任教的赵祥云老师,托付赵老师照顾我在武大期间的生活。赵老师见信后,马上让我直接住在他家,方便我在武大活动。那个时期的师生关系,真是亲如一家人啊!陈力新老师一生甘于清贫、清静的教师生活,并于1987年因病去世,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已远赴日本神户大学留学,未能亲自送别恩师,但我会永远铭记、感谢恩师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我此后顺利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被国家教委选拔为出国留学研究生。有关这方面情况,我在《那三届》这本文集中写了一篇短文《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在此不再复述。我只想补充一点当年国家教委选派出国留学研究生的背景资料。1981年夏季全国研究生考试以1977级应届毕业生(预定于1982年1月毕业)为考生的主体,一共录取了9,363名硕士研究生。国家教委从中选拔了900多名(占已录取硕士研究生的约10%),经过短期语言培训后,于1982年陆续以公费留学生名义派往北美(约500名)、日本(149名)和欧洲等地攻读硕士以上学位。这是当年中国政府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次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是继清朝政府派遣留美学童、民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举办清华学堂,选拔官费留学生赴欧美留学、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公派留学生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之后最大规模的、有计划、有部署的公派留学。它对当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人才培养政策都具有指标性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作为中国政府这一大胆而坚定的决策的直接受益者,我深深感受到了祖国人民的信赖和重托,也做好了时刻听从祖国召唤的准备。1988年10月6日我从日本神户大学法学研究科获得了私法课程的法学博士学位,10月30日即启程回国,开始了我报效祖国的征途。

  回顾40年前的那场高考,作为亲历者我是十分幸运的:我是570万名考生中被录取的27.5万名77级大学生之一;我是1981年全国研究生考试中被录取的9,363名硕士研究生之一;我是900余名首期公派出国留学研究生之一。人生的际遇中,一个普通人能有如此的幸运,夫复何求?当然,幸运的机遇也同时意味着你必须有比别人强烈的多的求知欲,比别人更多的付出、努力,比别人更刻苦、更顽强的拼搏!试问:“人生能有几回搏?”

  40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我以及我们那一代青年人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古老中国这艘巨轮的历史航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得益于那场高考所做的人才储备和那场高考为中国青年人所树立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可以从中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40年前的那场高考。2017年11月8日于长沙。
2017-11-14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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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10:23 | 那三届 | Comments(0)

石雪冰:动荡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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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我们姐妹是爸爸医院里的姊妹花,每周末都参加医院的节目排练,还经常上舞台演歌舞话剧等。我的第一次登台是三岁时和爸爸一起,我唱《刘胡兰》爸爸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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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着文革的一声炮响,摧毁了我上舞台的梦想,也无情的撕碎了我的那颗?岁的童心。歌舞团的团长曾想带走我的,可文革的战火已烧到了我家,美好的一切都将过去了。

  作为医院的党委书记兼院长的爸爸第一个被带上“走资派”的高帽抓进了牢房,随后分管医院人事档案的文秘、才刚刚生产的妈妈也抱着襁褓里的小妹妹一起、被扣上“保皇派”的帽子关进了和监狱差不多的牛棚,以至于妹妹到三岁为止没有见过太阳,被称之为“监狱之花”。

  我那时和大我一岁的姐姐一起承担起照顾弟妹和给父母送饭的重任。之所以称之为重任,第一、因为我们还从未进过厨房,父母都是每天的忙于医院里的工作,我们姐弟的事情都是托付给保姆的,我们都不会做饭,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把生米煮成熟饭。第二、外面的局势非常的严峻,我们的生活来源都被断掉,每天要承受造反派的打砸抢,每次砸过后我们都只能是在黑黑的屋子里哭作一团(爸爸被抓走之前就有了预感,事先把家里的所有的玻璃窗都用砖头砌起来了,因没有了电源还要节省蜡烛,平时就摸黑了),无能以待。

  记得我们没有水喝,我就和姐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挑起水桶去外面取水,两个弱小的都还在读小学的女孩子,为了减少遇到袭击的可能,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力气,把水桶装满换着挑,一个人负责“打眼儿”,一个用力拼命的担起水桶一路晃晃悠悠的小跑,结果还是会被红卫兵、红小兵们发现,那就会是一顿毒打,砖瓦石块被丢进了水桶里,一切都白费了还不说,我的手骨也被他们用扁担砸劈了,跑出来找我们的小弟弟也被打得满头是包,血流到颈……,就这我们也挺过来了。

  姐姐负责给父母送饭(那时被抓进去也不管饭的),不会做饭的姐姐,好不容易为父母煮了一点儿挂面(这还是好心的邻居,在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后,夜晚悄悄的拿给我们的,当时我们已被迫搬出了医院的家属大院儿),送饭的路很远,煮好的面送到父母那里不用说都凉了也坨了,可还是在途中被扔进去了沙土,本来性格就比较温顺而胆小的姐姐,捧着一盒我们都没舍得吃、却就这么轻易的被弄脏的面,只会流泪,后来也因此而得病。

  相对姐姐我很不怕“事儿”,个子虽比她小,但总是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她,为她撑挡飞来的木棍石块儿。一次在造反派们批斗爸爸的大会上,我远远的看到爸爸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三反分子”、用红笔打着叉的名字的牌子,双手被绑在树上,红卫兵们用裤腰带轮换着抽打爸爸那久经百战的身躯(爸爸是1942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跟着刘邓大军抗日后又打了淮海战役,去了抗美援朝,参加了“上甘岭”之仗,负伤专业到地方,带领前身是陆军野战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眼前的惨状真的像电影里看到的匪徒拷问共产党员的情节是一摸一样的,昏过去了还要用冷水浇醒。我实在是不忍目睹了,就在围观的人群后愤怒的高喊“别看你们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我不知道这话的真实含义,只是看过《小兵张嘎》模仿而已,结果爸爸的“罪”被加重了,造反派们认定是爸爸唆使的,这事我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己。

  文革后期母亲和小妹妹被放了出来,妹妹的眼睛被强烈的阳光刺激后,落下了常流泪的毛病。爸爸也被直接遣返到农村“下放了”,家里有了大人,我们有了妈妈,心里也有了主心骨,我们姐妹们也开始被认定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先后加入了红卫兵、共青团。不用上课的年代,我们算是文艺骨干,文革时因为“黑五类”不能上革命的舞台,只能看着同学们欢歌起舞。后来学校里排练样板戏,随着父亲被释放我也被允许参加学校的文艺队了,有幸被选为“小常宝”,和大家一起带戏下乡巡回演出,后来还当上了文艺队的队长,学校的学生会宣传部长,唯一的“三好学生”。

  时光流逝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父母考虑到姐姐的脆弱又有一技之长,还是由我来代替她下去吧。我那时感到很自豪和光荣,二话不说就穿上绿军装,戴上大红花,背上背包,扛起行李,和一群十几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坐上大卡车,高唱革命歌曲,兴高采烈的奔赴了农村。从此我也有了自己的美称:知青。

  集体户这个名词在当年是才知道的,我来到农村的第一天,兴奋的不能入睡,不知道今后的路是什么样的,来到这里到底要干些什么,甚至从没想过要呆多久。在后来的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慢慢的这种激情渐渐的冷却了,地里的农活干也干不完,多的数也数不清:播种(完全都是手工撒籽)、铲地(一条垅长的望不到头)、浇水(虽满身是泥水可算是轻活了)、撒农药(背着药筒浑身都是农药味儿,怎么洗都不会掉的)、间苗(我这时才感到腿长是碍事的)、收割(除了手上有伤连脚上都被割过)、扬场(也叫打场,是最脏的活儿“无孔不入“)、筛沙子(这是最々累腰的农活)、搬砖(不分男女一律每次一手一次提四块)、看地(我高中时因练功翻跟头儿扭坏了脚算照顾)、铡草(最危险的活儿,女生在几层楼高的草垛上负责往下面用木叉子甩草捆)、选种子(这是东北的“猫冬”时期的可以和农民们边干活儿边“聊天”好差事)……。

  1976年1月,我被安排这个月是不用干农活的月(我们集体户是轮番的负责做饭喂猪的),这也是很辛苦的差事,每天要比别人早起晚睡。我早早的就为大家烧好了洗脸水,贴好了“大饼子”,端着煮好的猪饲料站到猪圈棚子上,看着吃的香香的猪仔,好羡慕它们啊!我开始伤感了,举头望着星辰,向着远方那温暖的一处,想着我的未来,思念起父母了。第一次感到了无奈无助,我真得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吗?这真的是我的最后要走的道路吗?我还能有希望回到从前吗?今后我该怎么办呢?浮想联翩,百感交集!突然,天上一缕繁星划过坠落,一种不详的预感:这是听妈妈说过的叫“扫帚星”,有什么灾难要降临了?我顾不得自己的那些感慨和疑问了,转身翻下猪棚,急忙跑回宿舍打开了收音机: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我高声大喊“同学们都快起来吧,我们的周总理走了”……,那一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时的我们还谁也没有预感到呢。

  走上山下乡的路是当时青年人的必踏之途,几乎都不会逃过的。怎么也是这样的人生了,那就安心的正视的面对吧。我那个时候算是知青里的佼佼者、幸运儿了,因为干活儿很卖力,还当上了队里的妇女队长、知青民兵和业余时间里的“孩子头儿“兼大队播音员,集体户里的“人气”女生,还被公社文艺队招去演歌舞剧等。每天的事情开始充实起来了,多忙的日子也让我淡忘了担忧和焦虑。男生们向我投来“爱慕的飞眼儿”,我用玩笑回报(因为我很清醒,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未来,但我也不甘心就这样留在农村里,绝不谈恋爱,哪怕是永不嫁人),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主动的给我帮助,我以热心感谢!比方说:冬天里一起当班的男生,主动下菜窖取冻菜,我就点上蜡烛为他探“毒气”;他用冰冷的水洗菜,我就边为他压水边摸着他的后背“明天要下雨吧?”,然后我们相互追打,开玩笑也很开心啊!再比如说:雨天不能干农活了,我们就在集体户里打乒乓球,我不会他们又光顾着自己打不教我,那我就坐到乒乓台子的中央给他们捣乱,逼着他们教会了我打球;集体户的户长说我字写得好,要我给他当秘书,我只帮他抄写文件不跟他谈“他事”。还有一次公社演出时我忘了服装,一位男生来回跑了几个小时替我取回演出服;我上台忘记了拿道具,临机应变的把“种子被老地主炒熟了”作为台词来蒙混过关,下台来导演严厉的批评,又是那位男生“维护”了我……。并不是我不识人间香火,时代所迫。

  回想起那时真是有苦有乐,苦中取乐也就自然的成了我们的支柱。不过,当年的玩笑可不是随便可以开的。有一次我们学毛选后小息,大家想出来用筷子做游戏,就是闭上眼睛把手里抓的一把筷子,转一圈往土炕上扔一根,比赛看谁扔的多而准,结果一个人一根筷子扔到了主席像上,顿时笑声嘎然停止,大眼儿瞪小眼儿了,谁也不敢再吭声了,接下来的谈学习心得的会上改成了批斗反省会,那个同学虽不是有意的,可一直都是为此而抬不起头来。有谁还敢再这么“放肆”呐?那个连喘气都要谨慎的时代,当今的孩子们怎么能够理解呢?说给下一辈听其反应是:谁让你们生在那个年代了……?还记得有一次大队开忆苦思甜大会,会后一起吃忆苦思甜饭,玉米粥里还有几片绿色的菜叶,一个同学“过去的人比我们集体户吃得好哇”一句刚出口,就被抓住了把柄,写检查开批斗会……,好可怕呀!

  我们的农村生活不但锤炼了身体也锻炼了胆量,好事做了坏事也干了不少。每天的“大饼子”、“糊涂粥”单调的饮食,自己种的蔬菜自己没的吃,都要送到城市里换钱买我们的口粮,也就是说:我们种的庄稼是交公粮的,自己吃的要自己买。冬天里一口高人一头的大缸里,淹的是我们要吃一冬的咸菜,我们的“大饼子”是用这口缸里的冻咸菜来就着吃的。女生够不到缸底儿(缸太大淹不够那么多的咸菜),只好踩在板凳上拿着斧头去一点点的敲,一不小心一头会栽到缸里的,外面的等着捡碎菜块儿的一伙儿会笑的前仰后合的,苦中作乐。吃了咸菜就口渴,白天去地里干活儿,一垅铲不到头就要跑去几次找水喝,还不敢跟社员们说吃咸菜了,就吹嘘说“今天的饺子馅儿咸了”。我们的卫生环境也很差,有时碗里会吃出苍蝇来的,恶心之后的台词是:不愿意吃肉就挑出来“,然后一笑了之。总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肉蛋,有时也敢偷鸡摸狗干坏事的。偷着拔老乡家菜地里的大葱,队里的蔬菜收获时就成了“掠道驴”,摘什么偷吃什么,只要队长或主任看不见就往嘴里塞。一次集体户的男生偷杀了社员家的一条狗,让女生给煮了大家一起吃,还不许女生揭发,说“谁说了就没的吃”。自己养的猪过年了宰了拿到城里去卖,发现了“痘”也昧着良心的干啦。为了冬天取暖,翻过几米高的围墙去偷社办工厂的沥青“油漆”来烧火。这是我有生以来学到的最不道德的事,虽然没有亲自干,但苟同也同罪。

  谁也没曾想到邓小平他老人家会重返政治舞台,谁也不知道会有粉碎“四人帮”,恢复全国统一高考这大好事。77年我们太幸运了!一听小道消息说可能会有考大学的事儿了,我就请假回城自习了。当时是和已在地区文工团里拉首席小提琴的姐姐一起复习准备高考的,我们是亲姐妹,但性格完全的相反。我是属于坐不住板凳,全靠灵感和理解快(做不出的题目睡一觉会在梦里解题的),什么事都是三天新鲜的“短气”的一类;而姐姐是肯下苦功,记忆扎实的类型的。多年没看书本了,一时还收不回心来,学一会儿就去找几年没见的朋友出去看那让人心痒的电影了,而姐姐就会一直的坐在桌子前读书学习,晚上我早早就累了,姐姐会学到天亮的,我一觉醒来看她还在用功,就笑她不知疲倦。还记得高考的前一天晚上,和姐妹一起探讨了一个问题,我跟她押宝说“这个公式很重要,一定要记住的!”,结果第二天的考试题里还真的出现了,我当然是迎刃而解了,想姐姐也一定能够答上这道题的。回来后问她“没答上”,我问“为什么呀?昨晚不是提醒过了吗?”,姐姐因为开始了恋爱,没心思再考学了,我一个人复习了一个月就闯关了。

  接到大学的入取通知书那天,我很高兴更庆幸:我终于可以离开那个再也不想回去的农村了,我承认自己不够革命,从没想过要干一辈子农活儿,当一辈子农民的。所以家人和朋友都反对我去延边学机械时(我也不是志愿的,据讲当年的高考非常的混乱,最后干脆就是把过了分数线的考试合格同学的档案袋往各个招生大学的框子里投了。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的大学优先录取,我的分数算是高的,就先一步被延边的大学选去了,进了学机械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后来听负责招生的爸爸说:其实他就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不能为自己的子女而不谋私利“不开后门”,根本没有管我的去向问题,随招生办怎么处理),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只要能上大学,只要能离开农村,什么都认了。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次,理解国家管理和分配等还不够完善,能有幸走出农田迈进校门已经是万幸了,感谢共产党!感激邓小平!给了我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我要万分的珍惜,加倍的努力!(所以后来虽同时考上了延边电视台的播音员,可我还是选择了去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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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机械的女生比例很低,全部九名女生里,三分之二以上是少数民族:有五人是当地的朝鲜族女生,一位是满族的,还有一位来自内蒙,我们汉族的女生反倒成了少数的了。)借此也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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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是很长,但它似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经历,将永生难忘!
2017-11-6收稿,李扩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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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_japan | 2018-06-14 10:19 | 那三届 | Comments(0)